《玲珑》：妇女优美生活提升与社会娱乐增进

一份存世至今的期刊，不仅以其物质性展示存在的价值，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期刊内容、编辑风格、出版发行方式、编者-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及期刊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生态，更是引人入胜、有待挖掘的宝藏。1920—1930年代的画报种类繁多，发行量大，但是真正对画报的出版编辑、画报形态与历史语境进行系统深入论述的例子并不多见。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的画报属于都市休闲文化的产物，其内容在1949年后长期的历史书写中被笼统地定调为资产阶级颓废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画报中常常包含有身体比较暴露，甚至全无遮蔽的（女性）视觉形象，因而被简单地扣以色情、低级的帽子，或被称作“逆流”^[84]。

然而，仅将这些期刊和画报定调为低俗抑或色情，无法解释二三十年代的一些出版现象，矛盾与疑惑比比皆是。例如，《玲珑》常常刊载裸体图像。如果刊载裸体图像都是低级下流，那么《玲珑》是否也格调低下？如果刊登裸体图像的都是色情读物，《玲珑》这本所谓的女性杂志是否也应被归为色情读物？为何《玲珑》在刊登裸体图像的同时常常强调自身的高雅品味？如果《玲珑》是一本追求高雅品味的杂志，我们是否可据此推论，刊登裸体图像是标识其品味的文化实践之一？要想解开这众多的疑问，首先要了解一下杂志的出版发行编辑背景。

1．出版与编辑

通过系统梳理《玲珑》的出版背景和资料，我们发现该杂志的核心人物是林泽苍（1903—1961），编辑群的名单则包括陈珍玲、林泽民（？—1938）、林泽人、周世勋、叶浅予（1907—1995）、梁心玺（1908—？）等。关于林泽苍的背景资料，现有的学术成果已作了大概的梳理^[85]。笔者想强调的是，他早期活动中的两条主轴：商业与摄影。林氏早在1922年就在父亲的帮助下成立了三和公司，并尝试开展包括出售摄影器材在内的各种业务；后于1925年发起成立了中国摄影学会，致力于摄影技术大众化、摄影作品审美化。该组织成为国内早期摄影发展的重要推手，其会刊《中国摄影学会画报》（1925—1937）由三和公司出版发行，成为摄影科普与商业运作结合的典范。除中国摄影学会外，林氏亦与陈传霖、林雪怀等一同创立了全国最大的早期摄影团体黑白影社^[86]。借由主办《摄影画报》及组织摄影团体的影响力，林泽苍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发行界、画报界和摄影界颇有声名。此外，他还先后以三和公司的名义出版发行了《常识》（1927—1931）、《玲珑》（1931—1937）、《电声》（《电声日报》1932—1933，《电声周刊》1934—1941）、《精华周刊》（1940年代）、《中外影讯》（1940年代）等期刊^[87]。

在编辑策略、办刊风格方面，《摄影画报》可谓《玲珑》杂志的前身。它为《玲珑》准备了出色的印刷编辑团队。林泽苍的胞弟林泽民、林泽人都曾为《摄影画报》提供文字稿件及摄影作品，后在《玲珑》编辑部任职。两人均受过高等教育，分别从光华大学和东吴大学毕业，具有出色的社会交际能力、英语水平及摄影技术技巧。周世勋、叶浅予等也先后为两刊效力，显示出《玲珑》与娱乐小报界、电影评论界和漫画界的深厚渊源。

除以上所提之男性编辑外，《玲珑》中出现的另有陈珍玲女士和梁心玺两位编辑。陈珍玲女士是《玲珑》从第一期开始就重点推介的女编辑，她的名字或出现在版权页上，或出现在“妇女”栏目的第一页里，期期如此，无一例外。以往的研究均援引该杂志推介的信息，相信陈珍玲女士确有其人，并据此推断《玲珑》是一本由女性主编的女性杂志，内中所传达的观点特别体现了杂志作为“妇女喉舌”的立场^[88]。然而Gary Wang的研究成果质疑了这一成见。他认为陈珍玲女士很可能只是个化名，最直接的证据是遍寻《玲珑》不得其人玉影，这对于以大量刊登女学生肖像照片来吸引读者的杂志而言不甚合理^[89]。经过长期系统查找陈珍玲的信息，笔者也同意Gary　Wang的结论，认为陈珍玲是个笔名。Gary　Wang考虑到上海方言的发音，推想陈珍玲的名字用上海话发音或可理解为“成真玲”，寓意“成为真正的玲珑”，很有新意。笔者的思路与Wang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笔者推测陈珍玲很可能是林泽苍名字倒序排列后的上海话谐音，按当时的拼写方式为“Tsang　Tse　Ling”，意为“藏真林”，暗示陈珍玲是林氏的化名。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男性编辑曾为署名“陈珍玲”的工作援手的可能性。在林泽苍的新婚妻子梁心玺1932年12月正式加入编辑团队之前，《玲珑》的编辑群应该主要是男性，而在这一时间点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梁心玺也极有可能是“陈珍玲”这一品牌的幕后主力^[90]。编辑的性别问题对于下文理解阐释裸体图像刊登的意图与方式至关重要。

2．读者群

与编辑团队的形成类似，《玲珑》的读者群体实际上是《摄影画报》在1925—1931年的发行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主要包括中产阶级官商家庭出身、已经受过或正在接受中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诚如林泽苍1928年所言：“本报的读者，都是学界与商界中的少男妙女，与其他一般老有童心的成人们。”^[91]根据《玲珑》刊登的文章作者的背景、文字或肖像中提及的学校名称，杂志的读者与撰稿人相当部分来自光华大学、沪江大学、晏摹氏女中、圣玛利亚女校、中西女中、东吴大学等教会学校，这一点暗合林氏三兄弟的教会名校的教育背景。前文所引张爱玲那句被经典化的评价“一九三〇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至少应该是她对圣玛利亚女中学生们课外读物的直观印象。此后，随着发行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玲珑》也逐渐刊登来自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学子的稿件^[92]。(www.xing528.com)

很多学者都认为《玲珑》是典型的女性杂志，专门为女性读者服务。而仔细检审该刊早期的栏目设置和广告用语便可发现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认为最早的两年之内《玲珑》并不仅仅针对女性读者，也包含了针对男性读者的内容。比如，“妇女”一栏和后来增加的“儿童”栏目大致占用杂志三分之一的篇幅，而“常识”“娱乐”及后来新增的“漫画”栏目并无明显的性别针对性，却占据了更多的空间。一则1931年的广告更加富有挑战性，它甚至直接向假想的男性读者“英哥”建议：“英哥，你要爱情美满，家庭幸福，谋事顺利，那末必须常阅《玲珑杂志》。”^[93]另一则广告针对情侣档的男女双方：“将《玲珑》杂志送给爱人，最受欢迎。所以情侣都定全年《玲珑》给亲爱的甜心。”^[94]

对比考察同一时期的《摄影画报》可见，林泽苍在积极拓展都市消闲读物市场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其出版战略，试图从《摄影画报》读者中发展《玲珑》女性读者。1931年8月仍深知“本报女性读者尤占多数”的《摄影画报》会在半年后的广告中称“男子看看摄影画报快乐无比；女子看看玲珑杂志烦闷全消”^[95]。经过两年的波动，《玲珑》最终于1933年初成为主要针对女性读者的刊物，尽管这一销售策略并不必然意味着男性读者的缺失。

3．出版宗旨

林泽苍受过高等教育，市场嗅觉敏锐。看到1931年上海杂志市场上的商机，他适时推出精致小巧的《玲珑》杂志，明确提出“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高社会高尚娱乐”的出版宗旨^[96]。这一宗旨除反映了编辑对女性读者的重视，也反映了刊物对娱乐性的强调和对高文化格调的诉求。笔者认为，理解“高尚娱乐”的含义、诉求、阐释与实际运作，是理解裸体图像定位的关键。

学者叶凯蒂研究了晚清民初都市消闲娱乐文化的生成与小报出版发行的关系后指出，消闲娱乐为民众与当时世界上流行的观念、机构、文化之间提供了“接触地带”（contact　zone），从而保证了民众能以娱乐的形式较高程度地接受这些新鲜事物^[97]。娱乐是晚清时期上海追求现代性的“软性入口”（soft　entry），至1920年代，娱乐仍是追求摩登生活方式的途径之一。随着媒体对娱乐的主体与方式的讨论持续发酵，学生、青年、妇女和农民——这些范畴并不严格的群体——的娱乐成为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问题^[98]。然而，林泽苍提出“高尚娱乐”这一说法的原因何在？“高尚娱乐”该怎样定义？

据时人吴燮臣的理解，“娱乐这两个字，是从英文的recreation翻出来的，这字的意义，却是翻的很不完善；因为recreation的意义，就是使身心复原的意思；这是狭义的解释。由广义的说起来，范围极广：凡足以强健筋骨、发达神经、涵养德性、发展知识、培养身心等，都可以称为娱乐。范围包括休息、游戏、体操、愉快、活动等”^[99]。这一定义中的娱乐范围广泛，内容积极。总体而言，通过细读《玲珑》中提及“高尚娱乐”的文章可见，该刊定义的“高尚娱乐”与吴燮臣阐释的娱乐非常接近：内容上注重身与心的康健，形式上提倡各种都市上流社会热衷的活动。“心”的方面尤重舞蹈、歌唱、电影、摄影等新式文化娱乐；“身”的方面强调游泳、高尔夫、网球等让躯体健美的时髦运动。比如，一些文章提倡音乐是“娱乐中极高尚之良伴也”“游泳为夏令极妙之娱乐，女子尤应离其闺阁，一见天日，借游泳以健身心”“网球为户外运动最柔和者，男女均宜，乃高尚健身之娱乐”“吾国女子，素鲜运动，故身体羸弱，近有摩登女子，畜有良犬，每日必与偕游公园，既为娱乐，又为锻炼身心之媒介也”^[100]。与这些有益身心的娱乐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些文字和漫画则鲜明表达了对一些“娱乐”的否定态度，比如过度沉溺于麻将赌博和玩弄女性^[101]。

笔者认为，《玲珑》与其“高尚娱乐”的提出是布迪厄有关社会区隔、品味理论的绝佳实例^[102]。倡导和追求“高尚娱乐”是林泽苍这样的城市文化精英用来区隔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与其他阶层的方式。通过对“高尚”与“娱乐”的不断定义与阐释，《玲珑》意在吸引或教育一批社会背景和文化品味相似的读者；这个读者群的聚合反之成为《玲珑》高尚格调的注脚。裸体图像的刊登正是这一文化逻辑的产物。下文将进一步论述裸体图像的类型，诠释话语与编辑决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