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丽莹[71]
裸体的视觉再现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便是西方艺术的核心主题之一，而中国的情况却与此迥异。虽然人体再现的主题早已出现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春宫画上，但这一主题在“正统”的古代绘画艺术传统中，始终处于缺位状态[72]。然而，19世纪最后十余年，中国（主动或被动）开放程度的加深所带来的人文观念的冲撞、艺术形式的创新以及图像复制技术的改进，促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随着交通运输渠道的渐次畅通，中国与西方在各个领域的接触空前活跃，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员与物品的双向流动亦渐成规模——尽管这种文化流动始终具有不对称性[73]。一方面，少数中国人有机会游历欧洲，亲见西方裸体绘画和雕像，通过文字记录下观感见闻；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以裸体为主题的物件，如绘画、摄影或印刷制品经由个人或商家运至中国港口城市，以满足市场需求，为裸体图像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根据现有的史料，至民国建立前后数年，西方的裸体图像在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商埠已非罕见。不少清末民初的报纸杂志——既包括符合市民阶层口味的大众读物，也包括知识阶层的启蒙报刊——开始大量生产复制裸体图像，以迎合读者的猎奇心理。这里略举数例：1909年陈以益办的《女报》第2期中登有西方天使及女神的裸体线描插图；1911年陈冷血、包天笑编的《小说时报》第12期登有十分清晰的“意大利博物院裸体美人画”两幅；1912年《民权画报》也曾长时间登载一组“悬赏画”，以西欧女子的头部为命题要素创作讽刺画，多幅裸体图像列于其中。另有一些图像资料如今已不可寻，但透过当时的广告可知其曾经发行出售过，如1911年的《泰西裸体女犯摄影》[74]。在这些期刊的插图中，相当大一部分的裸体图像属于所谓的“法国明信片”[75]。
在西洋裸体美人图像似乎越来越多为大众媒体青睐的同时，西洋绘画正作为“现代”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在早期艺术学校的课程表上。不论是曾经留日学艺的一代名士李叔同，抑或是年轻敏锐、善于经营的刘海粟，都先后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和上海美专使用裸体模特，开设“人体写生”课程。之后，以“学院艺术”“高雅艺术”面目出现的裸体画，特别是裸体油画开始风行印刷出版界。一时间，大众媒体上出现大量关于美术学校裸体绘画的图像与文字报道[76]。这股以重视裸体写生和裸体油画为代表的西洋绘画教育的风潮，与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游学德国之后首倡的“美育”思想不谋而和。[77]众多报纸杂志因此打着“美育”的旗号创刊，开设专栏定期或不定期地登载各种艺术类型的裸体图像，如素描、油画、摄影、讽刺画等。各色知识分子亦加入各种纸媒讨论裸体图像，一时众声喧哗。(www.xing528.com)
作为报纸杂志的一种，画报具有图文并茂的特点。晚清以降至20世纪20年代初期，画报广泛采用石印技术，其中最经典的范例莫过于吴有如创办的《点石斋画报》和《飞影阁画报》[78]。20年代中期开始，印刷行业大量采用照相铜锌版技术。印刷技术的革新为图像的高质量、大规模复制提供了可能。大量以蓝色、褐色、棕红等单色调为主的、图像清晰的铜版画报于1925及1926年间涌现，有人称之为“画报潮”[79]。其中包括较为世人熟悉的《上海画报》《北京画报》《北洋画报》和《良友》。至30年代初期，影写凹版技术渐渐开始流行，以《良友》为代表的画报逐渐向此技术过渡，无论是封面女郎还是彩色照片插图都变得色泽鲜亮饱满，更具视觉冲击力[80]。
本文将要讨论的《玲珑》图画杂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诞生。此杂志于1931年3月18日创刊于上海，至1937年停刊时，共出298期。作为铜版和影写凹版技术过渡时期的一种画报，这本便携式口袋书精美小巧，在中产阶级官商家庭出身、正在接受或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群体——不限于女性，但主要是女性——中非常流行。如今《玲珑》在大众媒体及学术界知名度甚高，这一方面源于张爱玲对该杂志销量经典化的描述——“一九三〇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支持下对该杂志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所带来的学术推动效应[81]。
目前对《玲珑》的研究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对杂志的整体内容爬梳整理，意在理解《玲珑》作为女性杂志的特质及对都市女性形象的建构；二是利用杂志提供的带有性别视角的材料探讨20世纪30年代的国族话语、身体话语与两性关系[82]。较少有研究注意到，这本主要给闺秀名媛阅读的杂志除涉及两性情感、生活窍门、育儿心经和好莱坞明星八卦以外，还经常刊登裸体图像。此现象与我们今天的惯常理解——刊登裸体图像的似乎多为男性杂志——形成强烈对比，也与该杂志的出版目标“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高社会高尚娱乐”形成一种内在的张力。本文将从这些裸体图像入手，分析此类图像的视觉再现、被框设与阐述的方式，从而进一步讨论裸体图像与女性杂志中社会性别角色、编辑决策之间的关系[83]。笔者认为，《玲珑》中裸体图像的出现方式是市场、意识形态和社会性别角色规约等因素互动的结果，这一结果恰恰是通过编辑（群）对“高尚娱乐”的定义、诉求等文化实践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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