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妇女与妓女照片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它们如何表现妇女，而在于产生它们的物质境况。这些境况大大揭示了民国早期的社会实践和性别实践。
《妇女时报》的编辑包天笑在其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他和狄葆贤为《小说时报》和妓女相册谋取妓女照片的各种策略。像20世纪初的其他文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常常吃花酒，因而有许多机会能直接向这些烟花女子索要照片[63]。然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邀请这些年轻女子出城过夜，再鼓励她们第二天去时报馆的民影照相馆拍照。这个照相馆与19世纪末欧洲的许多照相馆一样，不只是一个拍照的交易场所，还是一个社交场所。它坐落在上海娱乐区的一幢三层小楼中。顶层是照相馆，底层为报刊办公室。中间一层是可供吃喝玩乐的俱乐部。
虽然从烟花之地中获取照片不一定容易，但取得民国妇女照片所涉及的社会挑战则更加巨大[64]。
然而，民影照相馆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鼓励妇女到民影照相。照相馆的广告中有这样一幅画：一个穿着端庄、戴着头巾的妇女指着一张照相馆的价格单，上面列出了各项服务及报价。广告的叙述部分则宣称中外妇女都频频光顾本照相馆[65]。
只有少数照片底片上有民影照相馆的标记，这使得我们很难确切判断《妇女时报》上的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
尽管我们对其生产环境所知有限，《妇女时报》所刊印的照片仍然丰富了有关民国早期妇女生活粗略的文本记录。多亏了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一幅关于帝国晚期才女的图画已逐渐浮现。同时，研究者们正在测绘20世纪妇女，尤其是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新文化及“五四”运动期间的新女性，及其“后裔”——1920、1930年代的摩登女性。然而，我们关于20世纪初期动荡时代妇女的知识仍然模糊不清。
我们知道选举权运动失败了，我们可能赞赏其中最直言不讳的女英雄唐群英（1871—1937）。但我们对张昭汉（默君，1884［3］—1965年）这样的个人几乎全无了解。这些人反对要求平等权利的暴力运动，全身心地投入到他们所认为的先于选举权的当务之急之中，即，创造女子学校、报刊及社团的密集网络。(www.xing528.com)
图3 张昭汉女士，苏州《大汉报》编辑，《妇女时报》5
照片中，尽管张昭汉的表情有种专注的决心，但是身着的维多利亚西式裙装，却显出初事社交礼的稚气而非革命性。
我们知道，自1912年女子初中教育始获批准之后，女子正规教育暂时进展顺利。我们可能听说过杰出的教育家和报人吕碧城（1883—1943）。但我们对北京崇实女校校长沈友琴（或冠夫姓，以唐友琴而为人知）所知甚少。据说她曾是张学良身边经常出入的舞伴，在拍照时戏剧性的自我表现方面，堪与吕碧城相媲美。
《妇女时报》上像沈友琴和张昭汉这样的人物肖像让我们得以深入洞悉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妇女群体的所思所想、愿望抱负及文化实践，从而洞悉时代心态。《妇女时报》上的照片帮助创造了关于民国妇女的群体肖像。
然而，新的摄影媒介不只铸造了作为类型的民国妇女。它也抓住了她们个性中的某些东西，为女性的自我表现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标志着中国妇女的视觉描绘的崭新阶段。那么，这些民国妇女是谁？我们如何能解开自我表现（这些妇女决定到摄像机前展示自己）、表现（通过摄影师）与再表现（通过《妇女时报》编辑的文本、视觉架构）的多重层次？如果这些妇女确实要求我们进行历史还原，我们又能如何回应？
图4 唐友琴女士，军事处参议唐在礼的夫人，北京崇实女校校长，《妇女时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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