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地位：现状与变革

几乎在所有文化中，女性都被限制在低地位的社会角色中（Tavris & Wade，1984）。尽管性别角色发生变化，女性的权力仍比男性少（Diekman，Goodfriend，&Goodwin，2004）。女性在政治上还处于劣势。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只占国会议员总数的16%（Karam，2005）。

而中国自1949年以后，在政府的推动下，女性在法律上得到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进入了社会领域，广泛参与了社会劳动生产，有了经济自主权。表面看来，中国女性轻松自然地拥有了西方女性不只一代人的奋斗成果，中国女性能进入的职业范围之广和介入程度之深是其他任何国家的女性都不能比拟的。但两性间不平等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刘芳，2006）。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曾有一段时期认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得到”。巾帼不让须眉的铁姑娘、兢兢业业的女劳模曾是举国推崇的楷模。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女性的地位很高？事实绝非如此。这场看似男女平等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女性忽视自身性别特征，而有意无意地以男性的要求来塑造自己，把自己当作男人，同男人一样在社会上运作。这种平等是“男性化”的“平等”（王政，杜芳琴，1998），实际也是一种不平等。

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把性别平等界定为：“男女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周群英，2004）。两性因生理机制的不同，要求男女在各个领域中的绝对平等，必然使竞争处于不公平状态。在男性的体能、技能所适宜的生产行业或专业领域，男性可以有更高的劳动效率，要求女性达到同样的标准是不可能的。这使男性和女性自身共同认可了女性不如男性的事实。在女性的体能和技能具有优长的某些行业或专业领域，如纺织行业等，却不能要求男性达到女性的劳动效率标准，而是以“行业歧视”的观点把这些领域看作是只适合女性做的事情。以片面的社会贡献的尺度和标准看待男女平等，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男女不平等的一个特点（杨玉新，2005）。

当前我国的男女不平等能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阶层、性别和民族三个轴向上（沈奕斐，2007）。在中国，种族问题并不特别突出，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地位及拥有资源的因素主要是阶级和性别。性别系统具有跨文化性，在所有主流文化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Levin，2004）。那中国的情况是否也是如此呢？下面我们从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这几个方面入手，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中的男女相对地位。在收入方面，各行业女性工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王美艳，2006）。在政治权力方面，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中，女性仅占8.3%。权力方面，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女性的比例仅为13.2%，人大代表中女性也只占20.2%，均远低于男性的比例（马京奎，2004）。在职业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项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调查数据（陆学艺，2002），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明显的性别等级分化现象，表现在各等级性别比例呈不均匀分布：三个最具优势地位的等级（控制着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控制着经济资源的私营企业主以及拥有较多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经理人员）均以男性为主（男性约占3/4）；中产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男女分布较平均，但其上层（较高等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中男性比例较高，而中下层（较低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女性比例较高。在科技工作者中，女性仅占1/3，院士、所长的比例更低。男性获取经济资源或政治资源的机会明显大于女性，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而且，越是重要的资源性别差异就越明显（周玉，2009）。

上述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是劳动生产中女性所面临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家庭会通过劳动生产、生育、性和教养孩子四种形式使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米切尔，1971）。我国社会中传统的价值形态和道德观念仍根深蒂固，这使得女性在家庭中需承担较多的家务。有一项数据很耐人寻味。2000年，85%以上的家庭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等日常家务劳动都是由妻子承担。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比男性多2个多小时。同1990年相比，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缩短了6分钟。女性从事家务劳动时间远多于男性（马京奎，2004）。虽然已婚女性同时承担着社会工作和家务，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她们感知到的更多的是“工作干扰家庭”，而不是“家庭干扰工作”或者“工作家庭相互干扰”（李霞，2007）。因此仅解放劳动生产这一个方面是不够的。米切尔的观点对反思中国女性解放道路的曲折性、复杂性不无裨益。(www.xing528.com)

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形态和道德观念还会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女性的奥秘》（弗里丹，1963/2005）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大众传媒尤其是女性杂志对制造、散布女性神话的重要性。大众传媒会再现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及女性议题在新闻中被报道的次数非常少，即使有女性出现，也多是与家庭生活、儿童养育、对女性的暴力等内容有关，而与国家发展、政府决策等被主流社会认可的有价值的事件无关。男性出现在各类媒体节目中，主要角色是科教文卫人士或领导者。而女性大多是浪漫剧或肥皂剧的主角或家庭主妇。特别是在广告中，女性充当的角色更是单一：服装美容、家庭用品、食品饮料的消费者。大众传媒对女性的呈现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角色类型化：消费主义+传统女性美德+性感。今天的女性获得了打扮化妆自我表现的自由，但同时也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有可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和玩物（刘芳，2006）。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日益激烈化。失业和就业成为影响个人生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社会上出现了呼吁女性重返家庭的思潮（那瑛，2009）。于是“让女性回家”之声不绝于耳。郑也夫（1994）认为，女性广泛就业导致一部分男性被赶回家，使中国失去了“男子汉”。孙立平（1994）也提出，以减少妇女就业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是一种代价最小，也是最可行的一种办法。

另外，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也能折射出女性在人们心目中较为低下的社会地位。在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女胎则可能面临人工流产的厄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李晓宏，2010）。

对中国女性以上种种的生存困境，姜云飞（2004）有一个精当的比喻——失笼的囚徒。中国女性表面看来是令人羡慕的平等解放，实际上却仍处于意识深处以及种种社会现实的缺憾造成的重重围困和束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