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因素对社会支配取向的影响

社会支配取向是否具有跨情境稳定性？本研究试图从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在研究二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真实的教育情境之中的学生，接受专业教育并经历社会化的过程。社会支配理论将一些职业群体进行了社会地位上的划分。群体社会化理论提出人们会随着他们所加入的群体而变化。职业群体便是社会化的一个可能来源。本研究表明，在一年级的学生中，专业与社会支配取向间没有显著相关，两专业中，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相关也无显著差异。而在三年级，专业与社会支配取向的调节作用显著，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中，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间的相关更高，这与思想不一致假设一致。在高地位群体中，社会支配取向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具有更强的预测力。随着社会化的进行，尽管社会支配取向自身水平并未受到社会地位的显著影响，但其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作用已发生变化，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情境因素对社会支配取向的影响。

在研究三中，实验组被试接受的实验操纵是对其支配的社会地位的威胁，相对于控制组的被试，其社会支配取向对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具有更高的预测力。而两组被试的社会支配取向对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是无显著差异的。在Pratto et al.（2000）的研究里，社会支配取向对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是受到了威胁的影响的。但该研究与本研究中的被试感知到的威胁程度不具有可比性。只能说，有可能是被试感知到的威胁程度影响了本次的研究结果。无论如何，情境因素影响到了社会支配取向对外显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

因此，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情境因素影响的是社会支配取向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而不是社会支配取向自身的水平。也就是说，社会支配取向显示出了一定的跨情境稳定性，而情境因素会对社会支配取向如何起作用产生影响。

这与前述的人格模型是不一致的，因为人格模型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本身是跨情境稳定的，而且在不同情境下，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也是稳定的。事实上，Sidanius和Pratto（1999）也不认为社会支配取向是符合这种人格模型的。他们去关注社会支配取向并不意味着，所有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和群体冲突有关的现象都能单独用个体差异变量来理解或控制。相反，社会支配理论认为，社会支配取向和其他个体差异变量必须放在社会情境中来理解（Pratto et al.，1994）。社会支配理论应被看作是将个体差异变量如社会支配取向，与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和群体关系的情境分析进行整合的一种理论尝试。本研究就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下对社会支配理论的一次检验。(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认为社会支配取向量表所测量到的是态度（Duckitt，2006），因为与态度和价值测量间的相关最强（Duriez & Van Hiel，2002；Heaven &Conners，2001；Saucier，2000），而且对情境操纵有显著反应（Duckitt&Fisher，2003；Guimond et al.，2003）。但本研究中，社会支配取向却表现出了一定的跨情境稳定性，特别是在研究三中，对社会地位的威胁也并未影响到社会支配取向的水平，这或许能说明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支配取向量表测量到的可能还是人格维度。也就是支持了Altemeyer的观点。

综合以上讨论，本研究认为，社会支配取向量表所测量到的是一种人格维度，具有一定的跨情境稳定性。但社会支配取向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又是受到情境因素影响的，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理解与控制必须从个体差异变量和情境因素两方面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