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国内已有研究者对社会支配取向量表进行了修订，但相关研究还很少。社会支配取向和大量的以群体为基础的阶层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有关（Pratto et al.，1994），因此，本研究需要找到中国的合法化思想，或者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由此验证社会支配取向对思想意识的预测能力。Pratto曾经提到过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可能是合法化思想的一种表现，但本研究希望能从现有的较为激化的社会矛盾中找到研究内容。
中国近年来城市化的进程非常迅速，社会也正经历巨大变革。中国社科院曾根据职业状况，以及所占据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民工阶层属于新出现的一个阶层。新阶层的出现，改变了原来的阶层关系，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均势，需要新的力量均势，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力量均势。随着新阶层逐渐对其地位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们便不会满足于他们在现行体制中的地位和权利。农民工显然比他们外出之前更清楚地意识到现行政策和制度对他们的不公（王春光，2005）。
然而要打破这种不公，必然要触及到优势群体的既得利益，这也正是社会支配取向所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点来找到与社会支配取向有关的中国的现实问题。(www.xing528.com)
其次，从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根据已有的理论，往往能对本研究涉及变量间的关系提出不同的假设。比如在威胁情境下，自我分类理论预测社会支配取向将失去对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预测力，相反，人格取向的理论认为无论处于何种认同水平，社会支配取向都能发挥作用。而且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是不一致的。因此，有必要对各种理论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理论。
第三，以往的研究表明，采用外显和内隐的方式来测量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结果可能并不一致。外显态度的测量方式是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内隐态度的测量依赖于间接的手段，如反应时。前者是在意识的控制之下进行的，后者则是不受意识控制的自动的过程。群体间的消极态度可能包含了自动化的和受控制的两种成分。所以本研究希望通过调查法和实验法，分别对外显和内隐群体间的消极态度与社会情境、社会支配取向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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