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y的工作主要是针对F量表的两个问题进行改进,一是F量表没有平衡默认倾向,Ray编制了平衡的F量表,它是直接以F量表的项目为基础的,测量的还是权威主义态度。二是F量表测得的权威主义态度与权威主义行为相关极低(Duckitt,1992)。Adorno当年编制F量表时,非常强调其隐蔽性(covert)。Ray认为,可能是太隐蔽了,所以完全失去了预测效度。于是他决定编制一个新的量表来解决这个问题。他采用了更公开(overt)的方式,直接问被试自己的权威主义行为,如“你常常批评别人做事的方式吗”。Ray认为这张量表测量了支配行为中的攻击子集(the aggressive subset of dominant),并将其命名为趋向量表(Directiveness Scale)。这一量表是专门用来预测权威主义行为的,后来的研究说明了此量表与支配和攻击行为之间确实有着很好的相关(Heaven,1986;Ray &Lovejoy,1986)。
当然,他的量表一样受到批评。Duckitt认为趋向量表并不能测量Adorno所提出的权威主义,因为它并不是按Adorno的原意进行的测量,这一量表并没有测量敌意与服从的组合物(acombination of hostility and submissiveness),而只是测量了服从,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测量Adorno所说的权威主义人格的合适的工具。
Ray给予了回应,他认为有理由把服从作为权威主义的基本成分(Ray,1976)。Duckitt的批评是站在假定Adorno是正确的立场上,即认为敌意与服从一定是相关的。然而,这一点是需要检验的,需要把这两个变量分开来看,看是否相关。趋向量表就是这样做的。它测量的是Adorno的理论中的一个变量,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随后,他做了一个研究,将趋向量表、F量表与敌意量表(Buss-Durkee hostile scale)一起施测,结果发现,只有趋向量表与敌意量表相关,而F量表则与敌意量表无关。Ray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检验,才能证明Adorno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这同时也证明了趋向量表是符合Adorno的理论的。(www.xing528.com)
以上三种测量工具可以从整体上看作是F量表和在它基础上的变换,因此,那种认为F量表测量的是社会态度和信念,而不是它所声称的人格特质的批评,对其余两种量表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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