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群际态度的人格因素及早期研究成果

如果只是为数不多的人对犹太或其他少数族裔抱有群体间的消极态度，或许很快就会被忽略掉，但在面对纳粹时期大量普通民众身上所表现出的非理性情绪和行为时，人们就不得不正视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现象了。导致群体间的消极态度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心理学家们关心的是，这里面是否有人格层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最初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Adorno等人的工作是最系统、最为人称道的。Adorno等人都拥有精神分析的理论背景，他们希望能用这一理论揭示纳粹兴起的心理根源，因此，此一研究不论从研究思路、量表编制以及对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及其形成的解释上，都有着浓厚的精神分析色彩。

尽管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做过分析，但对此人格因素的认识还非常有限，所以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战时德国人的普遍特征，也是纳粹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即拥有极端的反犹主义（anti-Sentimism）、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这种纯粹思想意识领域的内容和心理因素有关系吗？如果有，又如何能通过它找出深层次的心理根源呢？他们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提出这样一种基本假设（Adnorno，2002），即：一个人的政治、经济、社会信念通常构成一种广泛而又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了他的人格中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就是说，存在一种一般性的人格力量，它是深层次的、非理性的、被压抑的人格力量。正是由于它的影响，才使得权威主义者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特定的思想倾向，并进而产生歧视或保守的行为。基于这一假设，他们希望通过对表面的意见、态度和价值观进行测量，能进一步找出那些被压抑的、以间接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并最终使得深藏于被试潜意识之中的人格力量清晰地显示出来。

于是，他们先对反犹主义量表（AS量表）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E量表）得出的结果和临床访谈的材料进行分析，逐个找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比如，他们从分析中发现，反犹主义者之所以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认为犹太人持有反传统的价值观。于是他们推测，反犹主义的个体特别顽固地坚持传统的价值观。这样，顽固地坚持传统价值观这一人格倾向，就能作为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一。在找出所有可能的核心人格倾向之后，就能够编制出初始的测量这一人格维度的量表。接下来进行量表施测，将被试在此量表上的反应，与被试在AS量表、E量表上的反应相比较，看两者相关是否较高。相关较高的项目才能被保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量表不包括那些很容易与反犹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联系起来的项目，而且也不提及任何少数民族团体的名称。被试仅从项目内容来看，几乎无从知晓研究者到底想探索何种问题。Adorno等人认为，既然这份看上去没有明显的反民主的表述的量表，能够与AS量表、E量表高相关，那么说明该量表确实揭示了人格内部的反民主倾向。(www.xing528.com)

最后形成的量表被命名为F量表（Fascist scale，简称F scale），它所测量的人格因素便是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F量表主要包含了九个方面的内容：传统主义，服从，攻击（针对反传统群体），低内省，迷信，尊崇权力，犬儒主义，投射，以及对性的过度固着（McCourt，Bouchard Jr.，Lykken，Tellegen，&Keyes，1999）。他们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认为F量表的9个子量表中，只有三个子量表代表着较为基本的成分。这三种成分表现了人格内部的一种特定结构，是权威主义人格的核心成分。三成分分别是：因袭主义（conventionalism）、权威主义服从（authoritarian submission）和权威主义攻击（authoritarian aggression）。其中，因袭主义是指刻板地坚持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权威主义服从是指把内群体理想化，屈从于当局，对内群体不抱批判态度；权威主义攻击是指提防、谴责、拒绝和惩罚那些违反传统价值观念的人们。

他们认为，权威主义者一方面会对权威人物表现出过度的尊重、服从、感激，这就出现了权威主义服从，它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受虐狂的成分。权威主义服从并非真实地尊敬权威，而是夸张的、情感上的服从需要（Feather，1993）。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将敌意转移到外群体身上，将权威的坏的方面（不公正、支配他人等）投射到外群体身上，从而对其进行指责和攻击，他们还可能会对违背传统价值观的人进行谴责、惩罚，所以攻击常常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这反映了权威主义人格中的施虐狂的成分。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吸收了Fromm等人的观点。

此后，这一研究成果被编篡成《权威主义人格》一书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后来的研究者都是以此为基础进行自己的研究的，因此，Adorno等人的工作在这一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