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信实，信用，这里指赏罚有信，该奖则奖，该罚则罚，取信于民。
历代兵家认为，信不仅是将帅必备的素质，也是治军之本。《尉缭子•攻权第五》云：“信在期前，事在未兆。”强调信用的重要性，在战前就要树立起来。《尉缭子•战威第四》又云：“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认为信不仅是治军之本，也是治国之本。信的社会风气确立，可以“以饥易饱”，“以死易生。”《百战奇法•信战}更明确指出：“信则不欺”。
历代兵家名将，都善用智谋兴兵作战。《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84)》，齐鲁两军在长勺会战，曹刿参与指挥。他先是按兵不动，采用以逸待劳之策，任凭齐军击鼓进攻，直到齐军三次进攻精力消耗，士气低落后，才命令出击，一举击溃齐军。接着他看到齐军的军旗已经东倒西歪，车辙也乱了，判定齐军在溃逃，于是又下令追击，结果大获全胜。这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防御战的胜利，充分体现将帅的指挥才能在战场中的重要作用。
曹刿的军事指挥才能是一流的，但有时候，将帅的智慧也体现在灵机一动上。运用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小手段，也能导致战斗的胜利。五代时，南方的吴越国太子钱传率兵进攻吴国。吴兵迎击，两军战于狼山(今江苏南通内)。吴军见敌人船队在前面，便顺风疾冲过来，传见势急，令手下船队躲在一旁。待敌船冲过后，传令船队后尾作前锋，顺风追击吴军。吴军见冲过了头，忙调过船头迎战。传乘自己占了上风，令手下士兵将预先准备好的草灰顺风扬去，吴军士兵顿时睁不开眼，吴越船队乘机发起进攻。传又令士兵把预先准备的豆粒撒在敌船上，战船一摇，吴军士兵踩在豆粒上，一个个东倒西歪，被吴越军杀败。
扬灰、撒豆粒，竟然战胜了素以强悍着称的吴国水军。这是智者钱传巧借于外物的结果。它使我们想起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
那是三国初年，曹操统一北方后，挥师南下，想一举灭吴。处于危难之时的诸葛亮肩负孙刘联合抗曹的使命，到东吴游说。经过舌战群儒，坚定了孙权抗曹决心后，又与东吴都督周瑜达成默契，借东风火烧曹营。周瑜在与诸葛亮接触中，发现他的才能不及对方，生怕日后对东吴不利，遂心生杀机。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共议破曹之策，两人都认为水上作战需大批弓箭。周瑜便说：“如今军中正缺箭用，想请先生监造10万箭，不知意下如何？”诸葛亮明白周瑜用意，但为了抗曹大局，还是答应了。周瑜又限定诸葛亮在三天内把箭造好，岂料诸葛亮满口答应，两人立下军令状，若过限不能交货，将随都督杀罚。周瑜十分高兴，暗中又吩咐匠人拖延时日，单等三天后惩治诸葛亮。
东吴谋士鲁肃明白周瑜想借刀杀人，怕大战前会使孙刘联盟破裂，十分着急，就去诸葛亮处探听虚实。哪知诸葛亮似乎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只请鲁肃准备20只大船，每船30名军士，船上用青布作幔，再扎上千余个草人，并准备了进军鼓号。鲁肃不解其意，但还是作了准备。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过去，到了第三天鲁肃沉不住气了，正要前去询问，晚上四更时分，诸葛亮派人来请鲁肃去取箭。鲁肃蒙在鼓里，随诸葛亮来到江边。诸葛亮指挥20只大船，用绳索连在一起，向江北迸发。这时，江上大雾弥漫。五更时分，船近曹军水寨，诸葛亮命船中一字儿摆开，贴近曹军水寨，然后擂鼓呐喊。鲁肃吓得面如土色，急忙制止。曹操接到部属报告，见大雾甚重，怕有埋伏，便让手下人放箭射，又从旱寨调来弓箭手万余名，放起箭来，箭雨如注飞向诸葛亮船只，不一会儿船的一面都射满了箭。诸葛亮又令船队调头，让另一面也靠近曹军水寨，又是一阵擂鼓呐喊。等船幔两面都射满了箭后，诸葛亮便令军士拔锚开船，高喊：“谢丞相送箭！”乘水势疾驶而去，气得曹操捶胸顿足。来到东吴水寨，天已大亮，诸葛亮用10万余箭向周瑜交了差。
以信治军，赏罚分明，是历代名将共同的治军之道。孙武演阵杀国君爱姬，田穰苴立斩违纪监军，刘仁赡杀逆子，郑成功诛逆叔等，都是古代名将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典型事例。这里再举一例。
三国时期，吴将吕蒙攻占江陵(今属湖北)后，晓谕全军：“入城后，对关羽部将士、眷属和百姓财物不得求取，违令者斩首。”吴军将士严守军令，城内秩序井然。
一天深液，大雨如注，露宿街头的吴军上自将军吕蒙，下自伙兵马夫，个个淋得如落汤鸡。一个士兵见官铠被雨淋湿，内心十分痛惜，遂人民舍索取一只旧斗笠盖在官铠上。天明，吕蒙巡视部队，发现此事。便对这位士兵说：“你爱护官铠，保护手中兵器是对的，我要向全军嘉谕。然而你取民斗笠，虽盖官铠，却违犯军纪，军令不容。我们打天下，光靠武力不行，还要得民心。我军人江陵时就三令五申，不动关羽将士眷属和平民百姓的财物，我不能因你爱惜兵器而废军法。”说着，这位驰骋沙场的将军，情不自禁地双眼流泪，低首轻声下令：“将违纪者斩首。”此令一下，在场将士如晴天霹雳，无不震惊。
江陵百姓闻知此事，敬服于吕蒙所部严明军纪，纷纷背蜀降吴。(www.xing528.com)
不仅将帅要用“信”治军，古代政治家善用“信”来树威。先秦时，商鞅献策秦孝公，秦孝公决定变法。为了使新法在民众心中扎下根来，商鞅略施小计。他叫手下人立三丈长木棍于城之南门，然后张榜晓喻民众：有谁能把它移置于北门者，赏金十两。因此事太容易做了，竟没人相信。于是又贴告示：谁能移置者赏五十金。终于有一人在重赏之下动了心，将木棍移之北门，商鞅立刻践诺行赏。商鞅还采取了一些其它措施，赢得了民众对新法的信任，为变法的顺利推行创造了条件。
赏罚有信，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办事，不能为泄个人私愤随意更改。一次，汉文帝外出，经长安市中一座桥时，有人突然从桥下闯了过来。汉文帝的坐骑受惊，马的前蹄跃在半空，后腿直立，使汉文帝险些从马上坠落下来。左右侍卫立刻逮捕了这个人，把他拖到廷尉的府中，要求严惩。廷尉张释之启奏皇帝：“按规定犯跸的人，只能罚以相应的罚金。”汉文帝不满地道：“此人扰乱行伍，惊吓马匹，害得朕都险些坠马丧命，怎么能处罚得如此轻呢？”张释之解释道：“启奏陛下，按照律令只能如此处置。如果按照陛下的心情定罪，会影响百姓对法律的信赖。廷尉的工作就是公正执法，如果廷尉失去公正立场，天下官吏群起仿效，执法将失去尺度，政治将失去民心，天下就会大乱。”汉文帝仔细考虑了一会，觉得言之有理，只得忍下心中的愤怒，按张释之的意见办理。
治理国家要取信于民，赏罚有度。企业管理也要赏罚有信。我们有些企业领导人对下不讲信用，随意许愿，结果难以兑现；对上不实事求是，报假成绩；对内施赏罚，不能一视同仁；对外搞协作，任意撕毁合同。这样的人领导企业，必然会把企业搞得一团糟。
讲信用是企业领导人的美德，它不仅体现在经营管理上，更要体现在以优质产品取信于民上。国内不少老字号企业，如杭州张小泉剪刀、天津狗不理包子、贵州茅台酒等，之所以生意兴隆，长盛不衰，是因为这些企业把信誉作为谋生求存发展的重要手段。用户至上，信誉第一，是企业树立良好形象的关键。
1962年，美国底特律市的本巴赫公司为大众车设计了一份广告。广告的图案是：一辆小汽车位于写有“次品”大字的横标上方。广告下有文字说明：大众车的检查员因仪表板上的小储藏柜里有一道划痕而拒绝接受该车。众所周知，做广告就是为了宣扬自己产品的优越，但大众厂却诚实待客，向公众坦白本厂也有次品。这无疑是家丑外扬，但公众被大众的诚实可信所感动，试想大众车因为储藏柜里的一道划痕而被列入“次品”行列，正好说明该公司对产品的高标准和对消费者的严肃负责的态度。所以，该厂的次品广告注销后，大众车的销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攀升。
这种诚实无欺的经营方针，是一种从长计议，高瞻远瞩的谋略，尤其对市场营销更应如此。美国有一位叫凯莎琳的家庭主妇，1943年靠抵押房产办起了一家小小的面包房，十几年后，她的面包房成为一家现代化的食品厂，食品销售几乎遍及美国。她靠什么成功的呢？凯莎琳说：“我靠的就是诚实无欺，以不变应万变。”原来，凯莎琳在面包的包装上标明成本和利润，使顾客知道一个面包应花多少钱才不吃亏，而且这一招使经销商也不能漫天要价。顾客感到凯莎琳是一个诚实的经营者。另外，她还公开声明自己的面包是“最新鲜的食品”，在包装上注明烘制日期，决不卖超过三天的面包，凡超过三天的面包全部收回。一开始连她的女儿也认为她做得过分，但凯莎琳说：“食品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假若出售过时面包，我们失去的可能是一座金矿。”
诚实无欺的经商原则，虽然并不新鲜，但却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没有人喜欢花钱买次品，即使你经营手段再先进，销售渠道再畅通，靠投机取巧是不能长久的。
为了取信于顾客，有时即使吃亏，也要遵守诺言。香港利兴公司一次发行面额1元的股票集资，保证6个月内以5元价格收回。岂料股价大涨时股民却手握股票不卖，等到大跌时才把股票交回来。此时收回，公司损失巨大；但若不收回，又自食其言。结果董事会作出决定，由董事长及几个主要股东共同集资数千万元，照数收回股票。
诺言，比金子更珍贵。利兴公司明白，信誉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即使损失再大也要兑现诺言，由于公司在公众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和形象，利兴公司在三年内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五百家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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