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全球化困境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他们的思考都立足于诊断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加以批判，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当下距离这两位思想家彼时的思考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在不断证实或证伪着他们的相关论断。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逐渐形成，整个20 世纪在90 年代东欧剧变后似乎证实了福山预言的“历史的终结”^[8]。然而，当历史步入21 世纪，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历史远未终结。在以商贸为主导内容的全球化浪潮中，马克思笔下消解的政治与韦伯笔下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之间的张力得以扩大，民族国家的边界不仅愈发模糊，其主权的至高性也在特定条件下让位给更高的权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支配下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着一体化整合模式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挑战。（一）全球化浪潮下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现代性使得个体从统一的终极关怀中解放出来，却仍然需要解决在固定领土范围内将共同体成员组织起来的问题，民族认同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从比较史的角度来看，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方式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建立在个人主义这一主观认同符号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以文化、人种等客观认同符号定义民族的民族主义。^[9]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将政治共同体的形成视作契约的产物，个体让渡个人权利形成国家主权。在这一类型的民族国家中，个人、社会与国家具有内在一致性：个人权利以个人自主性为正当依据，一方面，个体的交互关系形成流动的现代社会，被个人自主性正当化的个人权利推动形成现代社会中的欲望生产机制；另一方面，由个人权利让渡形成的主权国家通过行使立法权，用法律来保障契约社会。对外，主权国家在民族主义的自主性下与其他国家展开与一国之内个体或组织之间相同性质的竞争。具体来说，“资本”建立的“为市场、交换和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的体系”^[10]推动出现一个“书同文，车同轨”的理性化的抽象社会，并在资本增殖的内在规律下使得“市场”不断突破地域的界限，将以资本主义经济为核心内容的抽象社会特质拓展至全球。民族国家的民族性并没有与这种经济社会的抽象性相冲突，国家行为受到各种国际公约、条约的规范。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通常是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它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英美国家自发生成的基于个人主义的民族认同，为了避免社会转型过程中导致的社会整合危机，用既存的客观符号如历史文化、人种或血缘关系等建构民族的认同。这时，民族国家被视为代表民族的实体而非具有契约性质的组织，因此并不依赖于个人权利。就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而言，前者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后者则对与其客观符号相悖的事物加以排斥，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多为后一类民族国家。

沿着第一种民族国家类型的逻辑，意大利籍政治理论家Antonio Negri 和德勒兹研究专家Michael Hardt 为全球化时代后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构想出“帝国”的政治形态，在Negri 和Hardt 看来，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主要因素如金钱、技术、人力和商品等越来越遵从资本增殖的内在规律，越过民族国家的地域界限，将其活动范围扩展至全球，而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是“帝国”。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理论设想，事实是，在普遍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中，后发现代化国家多为第二种类型。由于这类民族国家民族认同的特殊性，其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并没有以个人主义的平等和自由为基本理念，这使得整个国家秩序愈发不确定。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类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陷入危机，并进一步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致使冲突频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普遍性的生产体系带来的地缘利益的冲突；第二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亲和的世界主义理念与多元文化观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就第一类冲突而言，随着国际贸易的兴起以及资本市场在全球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纳入世界产业链分工的不同环节，这一方面使得“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发展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11]，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秩序迈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时，分工体系中处于上游的发达国家与处于中下游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后发现代化国家在传统农业经济秩序解构的同时，无法形成成熟的资本主义结构，只能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在这种强与弱的结构中逐渐被边缘化。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大量的人失业，而市场之外个人难有容身之地。在这一情形下，各国开始用行政干预市场，并为保护民族自身的利益趋向保守。20 世纪20 年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失败，个人权利遭到质疑，福利国家兴起，各国市场经济被国家控制，第一次全球化结束。更为严重的是，当个人权利观念被否定后，建立在其上的民族主义异化为畸形的种族优越论，并带来惨绝人寰的种族压迫和灭绝。就观念冲突而言，不仅有一国之内建立在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的主体尊严与人性基础上的具体的主观价值之间的冲突，亦有这套普世的权利话语与承载了不同国家历史文化特性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后者有时会通过“正义战争”的方式来解决。

始于19 世纪40 年代的经济危机最终以欧洲各国帝国主义式的殖民扩张和军备竞赛的方式得到解决。然而，一战结束后，经济危机再次来临：一方面，就国与国的关系而言，为保护民族自身利益，各国对外日趋保守；另一方面，就国内经济而言，个人权利遭到质疑，国家用行政和立法干预市场，不仅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还保障工人的最低收入，开启福利国家模式，典型例子为20世纪30 年代美国实行的罗斯福新政。正如笔者前文指出，没有一种革新不会伴随问题而来，在经济危机有效缓和后，福利国家模式与经济自由放任之间的冲突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更为严重的是，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一战”的冲击后，民族主义与任何一种超越个人之上的意识形态结合时，异化为畸形的种族优越论，带来惨绝人寰的种族压迫和灭绝。

两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让各国在反省中重塑现代价值：一方面，要用对人权的基本尊重来限制国家主权，使后者不至于无限扩张；另一方面，将个人权利与个人自主性相区分，契约的有效性应以其符合正义为前提。然而，从当前国际政治局势来看，历史的教训总是在被铭记一段时间后又被逐渐遗忘，不仅上文指出的现代危机愈发严重，应当铭记与遵守的现代价值底线更是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挑战(www.xing528.com)

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族群人口组成，但并没有出现近现代欧洲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族群之间的融合统一于天下观的整合秩序中，并通过人们共享的一套儒家伦理实践得以维系。换句话说，“‘民族性’对于整体秩序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12]，列文森将这种依赖文化传统凝聚民族认同的现象称为“文化主义”。这种文化主义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背景下，并不是一种特殊模式，它的深层特性是政教合一，不同文明体只不过在教化的具体内容及其实现方式层面存在差异。政教合一意味着个人终极关怀层面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层面的组织认同实现内在的耦合，但现代工业生产体系的急速扩张和发展打破了这种个体与社会的有机联结，以其为主体的现代社会所具备的工具理性特征无法回答共同体的边界问题，更无法回答个体意识觉醒后个人的共同体归属问题，此时，国家需要重新界定我们（自我）与他们（他者）的边界。^[13]民族主义便是对社会层面认同危机的回应。和大多数非西方文明国家一样，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属于文化民族主义这一类型，几千年来的文化优越感与近代民族生存竞争中遭受的屈辱感都构成了新中国民族认同的客观价值符号。现代性的发生与维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但其面对的问题又是截然不同的，那么，这一具有文化民族诉求的国家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中又面临着怎样的问题呢？在前述国与国充满冲突与张力的环境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既要面对现代性核心价值观的拷问，又要面对现代性自身带来的危机。具体来说，可以从转型社会的整合问题与民族问题两方面来看：

从社会整合问题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与个体自主意识的提升，社会日渐多元与复杂，这时，一方面，道德一元化的整合力量可能陷入被虚化以致整合无力的境地；另一方面，为人民服务的道义性要求国家将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这意味着在社会复杂性增加的同时，国家要承载更多的压力和责任，而传统的一体化组织模式及其管理方式愈发难以应对这种与日俱增的复杂性。“具有向上负责制结构的政府组织，在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指令时有着高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这一组织形式恰恰难以适应和应对自下而上的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通过行政链条和组织激励机制，力图将社会不同领域强行焊接为一体，因此愈来愈显示出简单、生硬、武断的特点，一系列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14]事实上，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对许多国家来说，“核心的挑战是，中央控制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起作用。在此之后，下一个级别的复杂度需要交给一个受教育人群，以分散的主动权来治理。很多国家都没能跨过复杂性水平带来的挑战”^[15]。在这个分散主动权的过程中，如何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权衡，不仅需要审慎与创新的决策，也需要具有强大应对能力的国家。

从民族问题来看，中国传统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下，“民是政治概念，族是自然和伦理概念”^[16]，与“民”相对应的是“君”、“官”，而非自然属性层面的“族”，因此，传统中国并无近代国族意义上的“民族”概念。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革命中逐渐形成，这一过程存在两个视角：对外视角指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列国抗争中形成具有现代国族意涵的民族主义，对内在北洋政府时期采取“五族共和”策略，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致力于以对外形成的国族主义建立自上而下的民族认同。^[17]后者意味着在内外视角的合流，即以对外形成的国族主义对内进行驯化，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面临民族整合的挑战：经济社会地位之间的差距、观念的冲突以及外国势力的介入等诸多因素都极容易挑起民族之间的争端，提高民族分裂的风险。

当社会整合问题与文化民族主义相结合时，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会强化自我肯定，形成一种集体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有利于社会的整合与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极易走向极端，产生项飚指出的“中心中心论”问题^[18]，即在世界秩序的想象中，将自我定位为世界的中心。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优越感一旦过度，则会走向自我封闭，与现代社会去中心化的开放特性之间产生一定的张力。换句话说，一元化的道德整合力量愈发依赖一种没有实质内涵的对外民族情绪来强化自我认同，这不仅会增加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抗性，也易遮蔽内生于经济社会中的问题，形成普通人眼中的“框架化国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