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及启示

（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层目标：民族复兴

无论中西，古代神权政治始终未将“民众”纳入其话语实践中。现代性开启了国家世俗化的进程，这与“民众”力量的崛起息息相关，并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实践的主体。在第一章中，笔者梳理了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论述了中国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诉求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借此阐明人民民主理念的内涵与特性。这一部分提及了“救亡压倒启蒙”的重任对政权选择的影响，强调新的政治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内部整合的重要性，但对民族国家之“民族”这一点着墨较少。现代民族国家不仅仅是由领土、公民、国家机器等构成的实体，亦是人们主观的想象。其中，民族性是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来说，民族比较的特殊历史不仅促成了一个总体性的国家观，决定了人民民主至高道义性的静态特性，更影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终极目标。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深，这一目标再次被国家领导人提上日程。中国现代性的特点也可从中略窥一二。

按照费正清的说法，“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sm）”是传统东亚秩序的主要特质。中华帝国是其想象的世界秩序的中心，而其自身不仅仅是政治共同体，更是一种文明。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文明体辐射四周，不仅对其传播处有强大的同化作用，且因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成功化解了历次异族入侵的危机。长期的“华夏中心主义”会带来“自我中心主义和自大主义的奇特混合”^[2]，这种心态构成一国自尊的基础。在此背景下，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摧毁整个中华文明道统的同时亦剥夺了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安身立命之本，后者对儒家政治文化有效性、正当性的终极信念崩塌。信念的崩塌不仅会带来意义悬置的迷茫，也会带来情感上的失落。失落是一种下滑的情感，一旦救亡图存的目标建立，又会转化为更为激进的情绪。

综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历程，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支配下国家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是经济建设的赶超性。从晚清列强入侵始，西方现代性带给中国最直观的冲击便是器物层面的巨大反差。于是，“富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战略目标的生产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1957 年毛泽东访问苏联，见到苏联的经济实力及其赶超美国的努力，受到振奋，在11 月18 日莫斯科举办的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赶超英国的设想，并认为这将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设想为中央肯定，在同年12 月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宣布了15 年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 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一目标修改为7 年超英，15 年赶美；在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又进一步修改为3 年超英，10 年赶美。在“赶英超美”的宏愿下，“大跃进”运动全面兴起。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采取赶超模式，这时“赶超”的所指不再局限于钢铁产量这一单一指标，而是指“建立在后发优势基础上的，以发达国家为目标，政府确定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产业政策、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质量的全面提升”^[3]。具体来看，20 世纪70 年代末以来经济领域的赶超通过每一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对中国现代化道路制定的目标体现出来，例如，邓小平在十三大上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江泽民在十五大、十六大上提出的新的“三步走”战略等。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客观上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并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对经济赶超发展的认知不能脱离政治文化的框架，“富强”的最终所指需要跳出经济本身来看。2012 年11 月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3 年3 月17 日，他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又对“中国梦”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4]“民族振兴”的战略目标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确立的责任担当是高度一致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早有阐述。

（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体现的政治观

更进一步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以“经济—社会”建设为表，以重塑“文化—政治”为终极关怀，这一特点交织着韦伯与马克思两位现代社会思想大家对现代社会中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共同关怀及其对“政治”概念持有的不同看法。从学理上将两人思想上的共性与差异予以揭示有助于加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实践的理解。(www.xing528.com)

19 世纪初德国还处在邦国林立的封建割据状态，在英法两国的工业化浪潮影响下，德国走上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并于1948 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最终失败，反倒是俾斯麦的强权统治最终统一了德国。这一历史背景构成马克思与韦伯思考的共同现实基础。尽管德国特殊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使得资产阶级革命失败，马克思仍然坚持英国的发展模式，认为这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5]。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学考察的基础上，马克思区分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范畴，经济是物质领域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在这里，马克思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即将经济因素作为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唯一因素，而是强调经济因素的正向作用与政治文化反作用共同的影响。这里有两层意涵：一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下，马克思赋予了经济因素更大权重的重要性；二是将政治文化的价值等级与经济能力相联系，即经济竞争中的胜利者决定的政治文化具有优越性。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的世俗化使得政治因其自身不再具有相对独立的超越力量，继而无法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达到全面且自由发展的理想境界。相反，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是一个自主的领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不断完善从而最终造就人的自我实现。这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意指政治从属于经济社会。马克思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植于生产关系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与冲突，他用阶级这一范畴将不同群体加以区分，并赋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以国家统治的权力。这样一来：一方面，经济社会是政治化的；另一方面，这种工具属性的“政治”随着社会的自我完善最终消解。在此种意义上，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性。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从德国的经验中看到了有别于“经济”力量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有相对的自主性，且政治文化与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同步共进。1895 年，韦伯在弗莱堡大学发表了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说，他以演说前几年亲自在普鲁士东农村所做的田野调查为例，揭示了这个村子中农民的流出反而让越来越多的波兰人在该地区占据优势这一现象，农业市场化的后果是文化上处在劣势的斯拉夫民族取代了代表先进文明的德国农民，这表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有利于地区或国家的文化进步。同样，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分析了路德宗的天职观与加尔文宗的预选说对形成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作用，继而宗教因素被视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值得强调的是，韦伯并没有在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性权重上加以区别，而是将之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韦伯是如何面对现代社会祛魅后人的终极价值问题的。与马克思将个体的自我完善诉诸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同，韦伯并没有将国家的世俗化等同于个体的世俗化，政教分离的后果是统一价值观的消失与多元价值观共存局面的形成，一神变为诸神。在韦伯看来，政治就是诸神之争。现代人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政治不会消解，它是人永恒的活动场所。这时，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治并不“附着”于经济社会，诸神之争的最终决断与阶级冲突和经济社会没有关联。韦伯将决断权个体化，对于个体而言，价值依然是一神式，相应的，“国家”也具有与个人同构的一神式价值即“民族”精神。“在韦伯那里，族系性是一种自外于现代社会的力量，‘人’的完成必须通过族系性。作为韦伯终极关怀的‘人’，不是马克思的作为类的‘人’，也不是社会化的‘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及由许多这样的‘人’所构成的人群。这样的‘人’从属于他的民族、文化。”^[6]

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7]。在这里，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于最根本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相反。更进一步追问，马克思与韦伯何以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持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根源于两位思想家认识论上的区别。马克思诉诸经济社会的自我否定或者说自我超越来实现“人的解放”，这其实是认为“科学”能够最终理解这个世俗化的此岸世界，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克服“此岸”的恶与局限，实现人通向“彼岸”世界的善与完满。韦伯却用“价值”划出“科学”的边界，人对世界的认知只能局限在特定价值所指涉的范围内，最终无法超越这个界限达到对世界的整全理解。

基于上述对马克思与韦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这一问题上观点的比较与分析，再将论述对象拉回到中国。笔者发现，根据中国现代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的经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兼具韦伯与马克思思想中的部分特点，它没有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将任何一位思想家的逻辑贯彻到底，而是呈现出两种逻辑混杂的局面。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再到民族复兴的提出，经济建设的深层目标是为政治文化服务，从这一维度来看，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观是韦伯式的。其次，从笔者在第一章中阐述的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列宁式政党组织的一体化建构特点来看，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并不存在“诸神之争”的困境，相反，马克思式的建立在先进阶级观念基础上的道德一元论构成其另一维度的特点。换句话说，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观内在包含了建立在先在的人之本性的族系性之上的政治概念和以“科学”为根基的政治概念。从较为宏观的层面看，这两种政治概念之间的张力正是现代性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具体来说是“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冲突愈发尖锐。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处在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国家来说，两者之间张力的程度及其在实践中呈现的具体问题不可同日而语，需要结合该国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