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特拉奥雷（Catherine Traoré）在其论文The Continuum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Burkina Faso： A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imed 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Basic Education for All[42]中，将双语教育作为提升非洲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基础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并且详细介绍了布基纳法索的双语教育在国家、地方政府、学校等不同层面的不同责任。
沈雪霞在其学位论文《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世界银行的立场》[43]中，将世界银行作为研究基础教育的重要主体，通过对世界银行发布的大量关于基础教育的研究报告的分析，指出世界银行应该从设立标准，支持那些已知的能够促进成果的投入，采纳灵活的策略来获得和使用投入，对行动进行监管等四个方面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蔡群青等人在《基础教育质量提高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指出，要提高基础教育质量，首先要有宏观价值的引领，如树立公平的教育质量观，追求人本的全面发展观，注重理性批判的评价精神。其次要有中观制度保障，如深化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管办评分离；完善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形成性/发展性的评价机制。再次，要有微观过程创新，如创新教研活动，实施递进式的课程改革。
柳海民等人在《合理发展：提升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新思路》[44]一文中提出，合理发展是目前提高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新思路，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拒斥蒙昧主义，遵循规律合理性原则；批判现实功利主义，遵循发展合理性原则；抵制浪漫主义，遵循实践合理性原则。除此之外，还提出要照顾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重需要。柳海民在《布局调整：全面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45]一文中认为，布局调整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
张祥明在《福建省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一文中，在分析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普通初中教育、小学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的定位和性能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www.xing528.com)
蔡连玉在《南非基础教育质量提升的路径》[46]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南非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的措施框架，包括提升教——学质量，跟踪评估学生发展，改善儿童早期教育，构建“结果本位”规划问责系统等四个支柱。
刘学智等人在《美国政府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最新举措：PARCC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启示》[47]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美国“为升学和就业做准备评价同盟”（PARCC），认为该评价体系源于美国提高基础教育质量，推动核心课程标准实施和改变学业评价现状的诉求。PARCC评价体系框架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二元结构、英语和数学等核心学科的评价模块，以及由资源共享中心、复杂文本诊断、选择性评价项目构成的形成性评价工具等。
王定华在《德国基础教育质量提高问题的考察与分析》[48]一文中分析了德国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措施，如：成立全国性的质量研究机构；加强教育体制综合改革；强化教师培训、教育督导和早期教育等；坚持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重视外语教学，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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