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研究入门：英语世界视角

中国戏剧传入英语世界，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下半叶《赵氏孤儿》改编本的出现（W.Hatchett，1741；A.Murphy，1779）。梅兰芳1930年的访美和1935年的访苏，使西方世界第一次确认了中国戏剧的高度审美价值，也为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赢得了社会舆论，建立了社会基础。

作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一部分，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范围广泛。举凡中国原始戏剧、汉唐戏剧、宋金杂剧、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地方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戏剧，都有专题研究成果。研究的内容涉及汉族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木偶戏、皮影戏、仪式戏剧、戏曲起源问题、版本考证、作家作品考证、戏剧表演、戏剧文体、人物形象、戏剧主题、戏曲剧本翻译、演员、戏班、戏剧民俗、中国戏剧的传播与接受，等等。《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一书的“附录”列举了1741年至2001年的中国戏剧的英文译本有二百九十一种；1836年以来介绍与评论中国戏剧的英文参考书目约四百种^[2]。《中国戏曲：评论、批评及剧本英译》一书列举的评论中国戏剧的英语论文和专著约有一千五百五十种^[3]。此外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戏剧方面的博士论文不少于一百种。

早在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就有欧洲的中国学家开始对中国戏剧和戏剧史进行介绍。如英国人William Stanton 的 The Chinese Drama（《中国戏剧》，香港，1899），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R.F.Johnson）回国后撰写的《中国戏剧》（1901）。此后，此类论述越来越详细，并渐渐进入到学术研究的层面。例如凯特·巴斯（Kate Buss）的《中国戏剧研究》（1922）、祖克（A E Zucker）的《中国戏剧》（1925）、阿灵顿（L C Alington）的《古今中国戏剧》（1930）等。这些成果对中国戏剧的历史、戏曲的程式、面具、戏剧服饰、戏剧音乐、剧场、舞台表演、观戏习俗、观众构成、戏班的组织管理、演员待遇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描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某些研究出自现场观察，例如对京、昆等剧种演出情形及其表演规则、演出习俗、仪式等方面的描绘等，还具有史料价值。由于其中有的仪式和习俗后来逐渐消失或改变，我们若要了解原貌，就需要参考这些记述。

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中国学界力求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的倾向日益增强，研究范围也较旧中国学有所拓宽^[4]。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学者开始摒弃过去常见的以欧美戏剧为标准而指摘中国戏剧的做法，丢开诸如中国无悲剧等结论，进而尊重中国悠久的民族戏剧传统，探索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恰当地评价中国戏剧在世界戏剧中的地位。

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研究，若以研究者的组成可大体分为西方的中国学家、华裔学者和留学生等三类人。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本土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的论著和博士论文，其数量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国总和的十倍以上。美国学者柯润璞（J.I.Crump），从50年代以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和专著，还翻译了三种元杂剧，是美国德高望重的元杂剧研究之父。柯润璞的三位高足奚如谷（Stephen H.West）、章道犁（Dale R.Johnson）和彭镜禧，在 70年代以后也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奚如谷的金代戏剧研究、章道犁的元杂剧北曲词谱都是引用率很高的权威论著。此外韩南（Patrick Hanan）和白之（Cyril Birch）也都是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西方中国学家，前者重点研究中国白话小说同时兼顾李渔研究，后者的专长在南戏和传奇，他们的部分论著已经译成中文。韩南的学生海登（George A.Hayden）也是70年代崭露头角的学者，他的公案剧研究最受关注。

明清传奇的研究者还有《琵琶记》的英译者莫利根（Jean Mulligan）和李渔研究者埃里克·亨利（Eric P.Henry），前者重意象分析，后者则以独特的视角对李渔的为人处世及其作品给以高度评价。研究京剧史的则有夏威夷大学的魏莉莎。

在华裔学者中，陈荔荔、时钟雯、刘若愚、王靖献、徐道经、赵如兰、张立礼、荣鸿曾等，都有相当建树。除此之外，就是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出自美国的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的博士论文占整个英语世界同类博士论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留学生在海外华人移民中所占比例显著上升，他们既熟悉中华文化，又熟练地掌握了英语等交际手段，其中有人选择中国古典戏剧为研究方向，成为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研究的重要力量。

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戏曲研究阵容和规模相对要小，其中较为知名的专家在英国有龙彼得（Piet van de Loon）和杜威廉（William Dolby），前者以研究闽南戏和法事戏著称，后者以治中国戏剧史闻名。澳大利亚有中国戏剧史名家马克林（C.Mackerras），加拿大有从捷克移居过去的米列娜（Milena Delezelova-Velingerova）。

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中，以元杂剧研究最为充分，其次是对金元诸宫调、明清传奇的研究。内容涉及传统戏剧的互文性、主题分析、意象修辞分析、文体特征、作家研究、曲律、人物形象分析、剧本英译、戏剧声腔、戏剧音乐、舞台表演等方面。对于现存京剧、粤剧、傀儡戏、影戏、师公戏、法事戏、藏戏、秧歌戏也都有论著加以研究。

在中国戏剧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方面，奚如谷、马克林、杜威廉、日比科夫斯基、龙彼得、陈荔荔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多数学者认为古代的歌舞是中国戏剧最早的源头，而龙彼得认为中国古代仪式是戏剧最可靠的起源，陈荔荔则认为中国早期说唱文学才是戏剧的直接渊源。

在辨析中国最早的成熟戏剧方面，观点差异也比较大。在《金代戏剧面面观》一书中，奚如谷主要根据对《东京梦华录》、《都城记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辍耕录》中的记载和一些出土文物的综合分析，得出了中国最早的成熟戏剧是活跃在宋金舞台上的通俗民间话剧——宋金杂剧这一新的观点，突破了中国学者对宋金杂剧的认识，结论新鲜而具有说服力。此外，在说唱文学诸宫调研究方面，奚如谷、伊维德、米列娜、陈荔荔用力颇多，研究深入，学术价值较高，内容涉及曲体形式、版本年代、作品主题等方面，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在宋元南戏研究方面，日比科夫斯基、莫利根等学者有深入的研究。其中日比科夫斯基和中国留学生孙玫的南戏研究是综合性的，涉及南戏的脚色行当、文本体制、语言艺术、历史发展、思想内容等，其中有许多创见。日比科夫斯基的南戏研究偏重文本形态，在文本的结构、曲牌、滑稽类型和滑稽效果的内在机制、曲白的分布和功能、衬字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令人感到耳目一新，充分展现了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长处和特点。孙玫十分注重南戏的表演形态，对南戏的概念、分出、行当、化妆、道具、锡板、观众、声乐、乐器等方面的研究相当深入，见解新颖。莫利根则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例如《琵琶记》的主题、结构和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元杂剧研究方面，柯润璞、杜为廉、章道犁等人的成果值得注意。其中，柯润璞对元杂剧戏场形制和表演形态的考察十分精到，他对元杂剧兴起的原因之一“飞地”的解释、对元杂剧舞台上长凳作为道具比椅子更常运用的推想、对于中国古代神庙戏台易于损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村民们疏于防火”的解释等，都是中国学者以往没有注意到的。章道犁写出了厚达三百八十页的《元代北曲之结构与曲律及全元戏曲北词谱》。该书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郑骞的《北曲新谱》和《北曲套式汇录详解》，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有创见的曲学论著。这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曲谱研究论著，已成为英语世界戏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此外一些海外留学生如荣华青、雷碧玮、张炳祥等人的博士论文，对元杂剧的著名剧作家如白朴、马致远和著名作品如《西厢记》以及元杂剧的仪式性质等进行了专题研究。(www.xing528.com)

在明清戏剧研究方面，研究者也很多，如熊程雨、刘若愚、龙彼得、韩南、黄琼璠、白之、王爱春、姚淑华、理查德· E·斯特伯格、魏淑珠、易埃蒙、王瑷玲、卡丽兹、马克林等。研究内容涉及明清戏曲版本考证、表演形态、文本形态、戏剧音乐、剧场形态、戏剧翻译、作品语言、作品结构、戏剧在小说中的作用、地方戏声腔的兴起传播及流变、形象学分析等问题。

对于明清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研究，英语世界的学者也较早地予以关注和研究。例如韩南的博士论文《〈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提出：小说作者凭借观看了实际演出之后的记忆，而将《宝剑记》等戏曲中的曲子抄录下来置于作品中。卡丽兹（K.N.Carlitz）的博士论文《戏剧在〈金瓶梅〉中的作用：从小说与戏剧的关系看一部中国16世纪小说》，也深入探讨了小说与戏剧样式的相互关系。李林德（L.L.Mark）则研究了《品花宝鉴》中所描述的戏曲现象。

在傀儡戏影戏研究方面，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成绩，如艾春柏、龙彼得、张立礼、陈凡平等，研究课题涉及傀儡戏影戏的起源、传播制作、表演形式、音乐、剧本文体、剧目等方面。其中有不少研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需要引起有关学者注意。例如陈凡平用英语发表在台北《民俗曲艺》第145辑（2004年）上的长篇论文《论世界各地的皮影戏及其相互关系》和《欧洲汉学研究会不定期刊》（Occasional Pagers，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第 2 辑（1979）所收施博尔（施舟人）、饶宗颐、龙彼得三教授研究闽南语皮（纸）影戏剧本的学术论文，尚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重视。

在地方戏和少数民族戏剧研究方面，近年来涌现了不少有成就的学者，如卞赵如兰、许仪琳、魏莉莎、荣鸿曾、陈守仁、姚海星、亨利·怀尔斯、布罗凯特、黄为淑、约翰森·朱迪丝、孙慧珠、欧达伟、哈顿贝克·罗伯特、马克林、斯科特的研究论著，研究内容覆盖京剧（含京剧史、京剧表演、京剧音乐、京剧英译等）、粤剧（含粤剧音乐、粤剧的即兴演出内在机制、粤剧的仪式性等）、秧歌戏、藏戏（包括文本形态、剧作人物形象、主题学研究等）、川剧等，涉及的学术问题有地方戏中的杂技表演、演员的培养、戏曲音乐、戏曲翻译、宗教和社会变革对戏剧的影响、戏剧改革等方面。

总的来看，欧美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有如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身处不同文化氛围的学者，以他们独特的视角，关注和研究中国的仪式戏剧、民间戏剧，深化和拓展了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的研究外延和内涵。这一点，牛津大学的龙彼得比较突出，我们在本书其他章节曾有过介绍。龙彼得重视民间戏剧、濒危戏剧、法事戏等演剧活动及罕见文本的收集和记录，对民间戏剧爱之切，忧之深，属于典型的西方人类学研究观念。他注重田野考察，重文物，对文本也非常重视，而对文献多持怀疑态度，需要眼见为实，不轻易认同。他重视运用比较方法，视野开阔，治学极为严谨，田野考查数十年如一日，对发表研究成果极其慎重。他重实证，重原始材料，重个案，非常见功夫。除田野工作外，在文本的版本辨析、比勘、校对上一丝不苟。此外如华德英、艾伦卡根、贺大卫，以及华裔学者李亦园、石广生等，都对中国民间仪式性戏剧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

其次，英语世界中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比较有价值的部分，是他们对戏剧表演形态和戏剧文本形态上的研究。形式研究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强项。文学艺术在写什么（思想内容）上是最容易变的，而怎样写、怎样表演（形式上）是不容易变的。表演和文本形式的变革是最艰难、最微妙的变化，同时也是最深刻、最本质的变化。无论是文本形态，还是演出形态，都是戏剧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形式。正是在形式研究上，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才展现出其特有的价值。而伊维德、奚如谷对元杂剧改编的研究，将文本形态、演出形态和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很有意思。

以荷兰籍中国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WiltL.Idema）的《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一文为例。该文原用英文写成，后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作者论证元代的杂剧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戏剧形式，“一折戏可能就是一套长曲，没有动作，中间只穿插几句宾白。在关汉卿《关大王单刀会》元刊本的第三折里，舞台指示要求扮演关羽的演员一直坐着唱曲”。“较早前发现的15世纪的‘词话’版本，以及有关现代傩戏中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述交替使用现象的研究，使我们现在很容易想象到元代农村演出的情况”。现存元刊本只是一种供正旦或正末使用的脚本，“很多编订元刊本的现代学者并不清楚元刊本其实是脚本，而把它作为不完整的案头剧本来加以编辑，将许多万历刊本的特色强加在元刊本上，并依照这些本子的常规来‘改正’元刊本。这样，元刊本的许多现代版本也变得不可靠了”。“（元）杂剧一旦被明代统治者改编为一种宫廷娱乐，就发生了许多本质上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剧本的全部内容必须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而戏剧演出环境的变化加强了杂剧的戏剧性”^[5]。这样的研究，把剧本形态的变化与意识形态对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结合起来，把文本与表演结合起来，并且“以今证古”，将现存傩戏与元代戏剧、明初说唱词话结合起来，值得借鉴。今后的戏剧史、文学史著作如何撰写“元杂剧”，是不得不重新考虑了。

西方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柯润璞及其高足奚如谷、章道犁、彭镜禧，重文本和文献，重系统性、科学性，长于从微观入手研究问题，多分析解剖归纳，建构很多图式模型，长于文学统计学，也属于典型的西方治学传统。魏丽莎既长于西方的分析解剖式治学方法，又重视实际考察和亲自体验，偏重于从微观文本入手探索具有普遍性的规律，重戏剧的演出，从演出角度分析戏曲音乐的特点和戏曲英译。陈荔荔、米列娜、时钟雯、伊维德，重微观文本分析之外，又比较擅长借用西方文学原理，用于戏曲及说唱文学诸宫调的分析和阐释。日比科夫斯基以西方的文本观念来分析中国戏曲，如对南戏中滑稽因素和滑稽效果内在机制的分析，也有可资借鉴之处。杜威廉、马克林、斯克特、海登、卡丽兹、韩南、白之等学者力求采用“中国式”的观点分析问题，较少一般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隔膜，且能汲取中国学者的精华，持论公允谨慎，论证严密，容易让中国的戏剧研究者产生认同感。此外他们还善于使用意象比较的办法进行研究，例如白之对《琵琶记》和《荆钗记》中所使用的意象进行比较等。

再次，需要注意的是，欧美学者在作品分析方面容易产生文化“误读”或过度阐释的毛病。但这种来自异文化圈的“误读”也许可以促使我们跳出某种局囿和成见，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检讨以往的结论是否牢不可破。例如埃里克·亨利、韩南等人对李渔的为人处世及其作品的评价非常高^[6]，这大概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关。但这也正说明，我们以往对李渔作品的评价，是基于传统儒家的道德标准所作出的评判。再如伊维德、奚如谷认为，《西厢记》中有很多以双关形式出现的性的隐喻，以往很少有人提及。红娘嘲笑张生“银样镴枪头”，以及莺莺写给张生约会的那首“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等都被认为是具有性的隐喻^[7]。这一观点可能受到弗洛伊德泛性论的影响，不大容易被中国学者接受。但《西厢记》中的性描写一贯被人忽视却是事实。又如伊维德关于《西厢记》中红娘帮助张崔成就好事的动机可能有自己的小算盘，虽貌似荒唐，但认真分析《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红娘对月焚香祝祷的场景：“姐姐不祝这一炷香，我替姐姐祝告：愿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拖带红娘咱。”可以看出，我们可能真的忽略了某些细节。

此外，彭镜禧对古典戏剧中清官的评价很低，在他看来，清官和贪官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自称具有某种道德感，其实他们与贪官之间的共同之处要远远多于他们的差异，因为他们都严重地依赖直觉，滥施刑罚。他认为清官判案应该采取正当的人性化的手段，要依靠证据^[8]。这一结论和国内某些搞“法律与戏剧”研究的人主张一致，难免不令人产生猜想。很可能这些被戏剧史家所忽视的观点，成了个别“法学家”的理论来源。

在英语世界的中国戏剧和戏剧史研究中，占据领头羊位置的是美英本地学者，但在数量上却是海外华人占优势。也许有一天，华裔学者会成为欧美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主导力量。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以往欧美学者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只对少数中国学者如王国维、吴梅、任半塘、孙楷第、郑振铎、周贻白、郑骞、冯沅君、欧阳予倩、赵景深等人的成果有所参考和引用，其余大量的成果均被忽视。最近这一倾向有所克服。既然学术没有国界，那么中西学者的相互关注就是必然的。我们毕竟是“东道主”，又有一支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庞大的研究队伍，研究中国戏剧史理应处于领先和中心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开阔视野，汲取和吸收国际学术界的新方法、新成果，目的还在于提高学术水平，创造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但愿这一目标能够在青年朋友们手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