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研究：历代笔记、小说与地方志中的戏剧史料

历代笔记、小说，早已成为治戏剧史者所关注的史料渊薮。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所载戏剧史料远多于正史，乃学者案头必备之书。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将以上五种笔记合为一册出版，书名为《东京梦华录（外四种）》。20世纪80年代以后，商业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都出版过上述五种笔记的合刊本。此外，宋代笔记所载戏剧史料比较集中的还有赵令畤的《侯鲭录》、周密的《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洪迈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龙衮的《江南野史》、王明清的《挥麈录》、赵升的《朝野类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吴曾的《能改斋漫录》等。其中周密所作的两种尤其值得注意。有学者认为，周密笔记中不仅记录了宝贵的戏剧史料，还反映出他的戏剧学思想^[11]。按周密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他对戏剧的高度关注，正是我国北剧、南戏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的反映。所以他的著作中所记载的戏剧形态的变化，格外值得重视。

元代笔记不多，但钟嗣成的《录鬼簿》、夏庭芝的《青楼集》、陶宗仪的《辍耕录》分别为研究元杂剧的文学、演员及宋金元戏剧史提供了权威的史料。尤其前二种，为治戏剧史者所不可或缺。当然，这两部书也有其局限性。以《录鬼簿》为例，本书所记，乃作者钟嗣成“本人的生活经历和见闻”，“无法概括整个元代近百年的杂剧发展的历史全貌”，以它为依据判断元杂剧“前期繁荣、后期衰微”，就会“存在很大偏差”^[12]。

明代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叶子奇的《草木子》、徐渭的《南词叙录》、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徐复祚的《三家村老委谈》、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周祈的《名义考》、郎瑛的《七修类稿》、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谢肇淛的《五杂俎》、朱国祯的《涌幢小品》、姚旅的《露书》、方以智的《通雅》、潘之恒的《亘史》和《鸾啸小品》、刘若愚的《明宫史》、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等，都有不少戏剧史料。其中，《四友斋丛说》、《艺苑卮言》、《万历野获编》、《少室山房笔丛》、《客座赘语》等书中的戏剧史料，被后人单独辑录成书，分别收入《新曲苑》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3]。《通雅》中的戏剧史料自上古讫于明代，十分丰富。张岱的《陶庵梦忆》系入清后所作，其中有晚明民间及官宦家乐的演剧活动，是十分难得的明代戏剧史料^[14]。

清余怀的《板桥杂记》记录了不少明清之际南京一代戏剧演出的实况，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扬州一带的戏剧史料。其余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钱泳的《履园丛话》等都有不少戏剧家事迹和戏剧演出的史料。清代花部兴起，焦循的《剧说》和《花部农谭》，无论在记述史料或评论方面，见识均高出一般士大夫。此外严长明的《秦云撷英小谱》，平步青的《小栖霞说稗》，杨恩寿的《坦园日记》、《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姚燮的《今乐考证》，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等，保存的戏剧史料都相当丰富。尤其姚燮的《今乐考证》不仅剧目搜罗完备，而且对戏剧的源流、体制、音乐、脚色、搬演等方面进行了颇有价值的考证，为治戏剧史者必备之参考书。还有，近代徐珂所编的《清稗类钞》，有“优伶”类、“戏剧”类，专门辑录戏剧史料，中华书局有点校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缺点是《类钞》引述的材料都未能注明出处。

小说与戏剧为姊妹艺术，二者均受正统文人歧视，成熟的时间也相近，关系异常密切。近代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中辑录了不少戏剧史料。明清小说中，以《金瓶梅》、《红楼梦》、《歧路灯》、三言二拍、《醒世因缘传》、《品花宝鉴》等书中的戏剧史料较多。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一文^[15]首开在小说中寻找戏剧史料之风气，迄今此类论文恐已有上百篇之多，恕不能一一介绍。其实，除了上述最受瞩目的白话作品之外，甚至连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中也有一些戏剧史料。《聊斋·张贡士》篇记云：

安邱张贡士，寝疾，仰卧床头。忽见心头有小人出，长仅半尺；儒冠儒服，作俳优状。唱昆山曲，音调清澈，说白、自道名贯，一与己同；所唱节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毕，吟诗而没。^[16]

这是清初山东一带用“昆山曲”演出“四折”杂剧的明证，为研究“南杂剧”的传播及其昆曲与杂剧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地方志中的戏剧史料，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即从地方志中检出了一些元曲作家的生平材料。1957年，赵景深先生撰《方志著录明清曲家考略》一文^[17]，后来又有《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一书^[18]，对六百多位曲家生平、籍贯、里居、名号做了考证，还从方志中发现了罕见曲目一百余种。此后，邓长风先后著有《明清戏曲家考略》（1994）、《明清戏曲考略续编》（1997）、《明清戏曲考略三编》（1999年），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几部书的许多新材料，大都来自地方志。

这里要强调的是，地方志中的戏剧史料，绝不限于作家作品。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被暂时调离教学岗位，到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过一年多时间，得将馆藏地方志粗粗浏览了一遍，大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尤其是地方志中的“风俗”部分，记录了很多农村戏剧演出的情况，足以使人对戏剧史产生新的认识。

正史及文人笔记的记载，多为城市演剧情况，从《东京梦华录》到《品花宝鉴》无不如此。看不到农村演剧、祭祀演剧的情况，也就没有办法解释山西等地发现的金元明时期的神庙戏台。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中国戏剧史，其实就是“汉族城市戏剧史”。而地方志中的戏剧史料，如同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人眼前一亮。在地方志材料中，几乎所有的演剧都和民间信仰、祭祀仪式有关。

地方志中有大量的地方戏、傩戏、目连戏、皮影戏甚至文明戏、话剧的史料，为其他文献所不载。要研究地方戏和地方民俗，务必先要看当地的地方志。《荆楚岁时记》中有关傩戏资料的记载，大概是地方志与戏剧结缘之始。明代及以后的地方志中，有关戏剧演出的记载在在皆是。笔者撰《傩戏艺术源流》一书，曾较多地利用了地方志材料以辨明戏剧史上的一些问题。(www.xing528.com)

例如，以往多把“秧歌”理解为“插秧之歌”，但北方无水田，不插秧，何以有很多“秧歌”？笔者发现，陕西的不少地方志把秧歌记作“阳歌”。如民国陕西《安塞县志》：正月十五，“男妆女，扮如杂剧，鸣锣击鼓，兼唱春词，名曰‘闹阳歌’。”民国陕西《葭县志》：“（元宵）是夜，乡民扮杂剧，唱春词，曰‘唱阳歌’。”民国陕西《米脂县志》：“立春前一日，地方长官迎春，乡民闹社火，名‘唱阳歌’。”这一记载应当不是偶然的。再看清黄濬《红山碎叶》中说：“红山灯市有秧歌，秧歌之‘秧’或作‘姎’，谓女子之歌。”《说文》释“姎”云：“女人自称姎，我也，从女，央声。”还有，少数民族至今有女性自称“阿央”的。将这些材料联系起来，“秧歌”本为女子之歌的事实便昭然若揭^[19]。

与上述问题相关，民国河北《沧县志》卷十二记云：

秧歌：新正，农民暇豫时，好事者聚村童而扮演之。各村相赠送以取乐，非有专业而求值者。其命名之义，有谓南人种稻插秧而歌，是其所由昉也，其或然欤！又谓，因其起于凤阳，故曰阳歌。其装扮之制，略如古之社火。大率饰美女装者，或四或六；饰公子装者，或二或四；状若戏剧中之丑脚老人一，丑旦一；黑面披发、戴笠持鱼杆者一，曰尉迟敬德钓鱼。又有长袍短褂、皂靴羽缨、持红罗伞者，或二或四，两手各持一箸者，或二或四，状如前清官吏之随从。此其定制也。以外杂角，添减无定规。不伦不类，实无理可解。其演唱之法，先击鼓鸣铙，全班往来，穿插急走，稍定则鱼贯而成一大环，徐步围绕。老人出至场中，高声独歌，歌毕而退。美女及公子出，美女手竹板，公子持乐子（以竹竿长二尺许，每节凿扁孔，孔缀铜线三四枚，振之作响，名曰“乐子”），男女相间成一小环，且歌且舞，以相调笑。所歌为时曲，率男女相悦之词，鄙俚殊甚。^[20]

这段记载提供的资料信息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一，它怀疑秧歌“命名之义”乃“南人种稻插秧而歌”，并提示出“秧歌”的另一名称——“阳歌”。其二，它具体描述了与东北秧歌大同而小异的华北秧歌的形式特征，其中各角色的装扮和所持道具最值得注意。其中“公子”所持的“乐子”，上可联系到宋杂剧中“竹竿子”的形制、作用，下可牵涉到“落子”（评剧）的形成，是重要的戏剧史料。

上文已述，地方志中的戏剧史料，多集中在“风俗”部分。从上世纪80年代始，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中的民俗资料汇编》，分华北、西北、东北、中南、东南、西南六卷，先后与读者见面，为我们搜集戏剧史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此书也有选择底本不当及校对不精的问题，使用起来要注意。有条件的，应尽量核对原书。此外，不少地方志著作都有陈陈相因的问题。例如南方一带的地方志，往往抄袭《荆楚岁时记》而不注明，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

地方志之外，一些族谱、家谱、例案、公牍、法规、律令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保存了一些戏剧史料。上世纪中期，王利器先生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田仲一成先生编《清代地方剧资料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8年），就利用了其中的材料。而这两部史料集，亦为我们查找资料提供很多方便。

还要指出，近代以来，戏剧为“小道”之观念渐被打破，于是有学者开始重视和全面辑录戏剧史料。1917年董康辑刻《读曲丛刊》，收入《录鬼簿》等著作七种。其后有陈乃乾于1921年、1952年先后编辑的《曲苑》和《重订曲苑》，增收到二十种。1940年任中敏编辑《新曲苑》，共收剧论、曲论三十五种。1959年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收录各类戏剧著作四十八种，比任编《新曲苑》更全，且经整理，备受研究者青睐。最近，俞为民等主编的《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黄山书社，2006年）一书，除以往常见的戏剧史及戏剧理论著作外，还增加了戏剧评点、序跋、书信等多种形式的文献资料。清代花部史料有张次溪编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及《续编》，王芷章编的《清升平署志略》、《清代伶官传》，周明泰编的《几礼居戏曲》丛书四种（含《近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料》、《〈都门纪略〉中的戏曲史料》、《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清平署存档事例漫钞》）等。

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大都市中报刊诞生，如雨后春笋。北京《晨报》、《顺天时报》、《国剧画报》，上海《申报》，天津《益世报》、《北洋画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的海报、剧评、剧照和有关名伶事迹的文章。同时，《戏剧》、《戏杂志》、《剧学月刊》、《戏剧丛刊》、《二十世纪大舞台》、《东方杂志》、《燕京学报》、《国粹学报》、《小说月报》、《文史杂志》、《新青年》等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剧评、剧照、戏剧史论文，或者戏剧文本等文献资料。有的“戏迷”将名伶事迹著录成书，也可以当作戏剧史料看。例如穆辰公的《伶史》、王梦生的《梨园佳话》、朱书绅的《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张豂子（张厚载）的《听歌想影录》和《歌舞春秋》等，均分别收入学苑出版社的《民国京昆史料丛书》的第一、二辑中，不太难找。此外，徐慕云的《梨园外纪》也属于此类，亦有新版本问世^[21]。

近代以来，皮黄与和各地方戏兴起，相关之戏剧史料如汗牛充栋，举不胜举。例如各地报刊刊载的戏剧史料，近代一些名人对前清观剧生活的回忆，对宫廷生活回忆中涉及的戏剧史料等等，此处不再赘述。

还有，清代以来，台湾戏剧渐成气候。相关史料，可参《清代台湾戏曲史料发微》一文^[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