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很忌讳“撞车”。所谓“撞车”，就是无意中选了和别人一样的题目。如果别人的研究在先，而自己又没有新材料、新看法的话，这个题目就应当放弃。为了避免“撞车”，就应当时刻关注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动态。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得多，可以上网查询。此外，每周去一次图书馆浏览新到书刊，每月去逛一次学术书店，都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如果仅仅是题目相同，并不妨碍继续就这一题目展开研究。因为，即使是同样的题目，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戏剧史上的童伶制和男旦、女生问题，既可以从戏剧学的角度研究，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二者目的不同，使用材料和文章的结论就自然不同，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有一次，有位同学问我，某同学写了戏剧形态和道教关系的题目，我想写八仙戏，是否可以？我说当然可以，因为你们的选题是不同的。果然，两篇论文同年答辩，完全是两篇不同的文章。还有一次，一位很优秀的博士生写成了龙衮与《江南野史》的论文，但发现已经有人写过题目大致相同的文章，大吃一惊，以为“撞车”了。但把原文找来一看，方知是一篇极简单的介绍性文章。后来他把自己的论文投给《文史》发表。可见，即使从同样的角度研究同样的题目，也有一个材料多少、分析深浅、结构繁简、结论确否的区别。所以，也不要一看别人对某一问题有过研究，就轻易放弃自己的选题。关键是，自己的选题有没有创获。
但是，如果在某一方面受到别人启发，或使用了别人发现的材料，那就一定要予以注明。否则，说得轻一点是学术规范问题，说得重一点就是学术道德问题，有抄袭和剽窃的嫌疑。
现在许多学校要求研究生的论文要写“前期成果综述”，这很有必要。写作“综述”的过程既是检索文献的过程，也是学习、借鉴的过程。检索的结果，也许能够决定你的选题是否成立。所以，前期成果的检索早在选题时就应该开始了。要注意的是，戏剧史的成员不止文学、戏剧本身，有的还牵涉到舞蹈、音乐等相关学科，也应该检索到。在一定题目的范围内，不但要尽可能穷尽一切材料，也要尽可能穷尽前人的所有研究成果。待认真读过这些成果之后，还要能够判断：前人在这一课题上主要做了哪些工作？还有哪些不足或疏漏有待深入和修正？你自己的选题预计可以解决哪些问题？等等。至于论文写作时“综述”的具体撰写，就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
学术规范还要求，对所引用的文献要注明出处，这也十分必要。引用文献一般分原始文献和相关研究论著两大类。对于前者，一定要名副其实地使用或核对原始文献。我看到过一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引用唐诗，出处是社科院编的《中国文学史》。还有的不注明出处，其实都是转引的二手材料。二手材料不是不能使用，而是要与原始文献核对。当然，对于人人皆知的名句、名言，诸如“床前明月光”之类，则不必注明。
核对原始文献不仅是遵守学术规范的问题，有时候还能有意外的发现，可以纠正今人甚至古人的错误。
例如，我在一本书中读到过“野云戏”三个字，初不知为何物。后查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九（《四库全书》本），有云：“世俗：岁将除，乡人相率为傩，俚语谓之‘打野狐’。按《论语》‘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注：‘大傩，驱逐疫鬼也’，亦呼为‘野雲戏’。”这大概就是“野云戏”的出处了。但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八却说：“《论语》云：‘乡人傩，朝服立于阼阶。’注：‘傩，驱逐疫鬼也’，亦呼为‘野雩戏’。”前者当从后者抄来，唯将“雩”误作“雲”。那什么是“野雩戏”呢？《梁书·曹景宗传》云：“（景宗）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南史·曹景宗传》则把“野虖逐除”记为“邪呼逐除”。以此可知，所谓“野云戏”者，“云”乃来自繁体字“雲”，而“雲”乃“雩”字之误。而“野雩戏”，就是“野虖逐除”或“邪呼逐除”，即古代在年末举行的以叫喊声驱逐疫鬼的驱傩活动[4]。
在核对原始文献中寻根觅底，往往能发现今人、古人的错误。无论古人和今人、一般人和名人，在读书治学中都可能犯错误，当然也会有因刊刻不精发生的印刷错误。发现这些错误，可以增强做学问的兴趣和信心。
如果有重要的新材料被人先发现，引用时也要加以注明。经常有学者抱怨，自己辛辛苦苦搜集到的材料，被别人轻而易举地引用了，完全不做说明，就像“他自己”发现的一样。这很值得警惕。因为，引用别人发现的新材料而不作说明，其后果不仅在于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还可能给学术史造成混乱，妨碍进一步开展研究。(www.xing528.com)
例如蒋星煜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羊城晚报》发文，最先引用雍正时“绿天”所写的《粤游纪程》中“土优”一则，其中记载“广腔”演出特征，有“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云云，是很重要的戏剧史料。2005年粤剧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就引用了这条材料。然而，申报的依据却是《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因为，尽管《粤游纪程》被许多论著一再转引，却没有人再看到它的原文，也极少有人提到这条材料的最早出处。所以就连这本书究竟有没有，此条材料是否可靠，“绿天”为何许人等都成了问题。所幸通过网络检索，再查找有关文献，获知“绿天”是雍正时周庄人章腾龙晚年的号，《粤游纪程》是他远游岭南归乡后所撰写的一部稿本。虽原书尚无缘寓目，但《粤游纪程》总算摆脱了“伪书”之嫌。而另一部《碣石卫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引明嘉靖间《碣石卫志》，有海陆丰“正音戏”、“白字戏”的历史材料，十分难得。但问题是不仅《碣石卫志》已难觅其踪，而且连最早引用这部书的论著、作者都成了谜。谁见过这部书？谁最先、在何处引用的这部书？《戏曲志》中的材料究竟是哪来的？有没有这部书？于是，这些“珍贵”材料的真实性便不能不大打折扣。一方面，由于史料的罕见，人们不得不引用这些材料；而另一方面，又怀疑它的真实性。这都是转引材料不加出处造成的不良后果。
引用别人的观点，除众所周知的著名观点外，以下几种情况均应注明出处：（1）不仅观点相同，而且文字也完全相同者，应算为引文，加双引号，详细注明出处；（2）观点相同，文字不同者，可不加引号，但也应注明出处；（3）观点部分相同，文字完全不同，但对自己有启发者，也应注明出处；（4）对别人提出的观点，虽然自己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证据，但也应注明观点出处。总之，要能够令读者分清楚哪些观点和材料是别人的，哪些是自己的。引用别人观点不加注明者，应视为抄袭或者剽窃。
在当今时代，有的教授、博导也突破了道德底线，做了“文抄公”。更多的是变相抄袭，即此观点别人早已说过，只在文字上做些变化，“打扮”成自己的创新成果。这些都不是青年朋友们应该学的。自己酿的蜜最甜。这不仅是为学的问题，也是为人的问题。青年朋友从一开始走上学术道路，就应该谨记这一点。
【注释】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236 页。
[2]严耕望《治史经验谈》，《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3]详参竹村则行、康保成《长生殿笺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