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课题与中国戏剧史研究

无论写学位论文还是做一般的研究，谁都希望选择一个前沿课题。经常有青年朋友们提问：什么是“前沿课题”？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1]这本来是针对敦煌文书的发现和敦煌学的产生来讲的，但亦为认识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中的“前沿课题”指明了方向。

具体而言，中国戏剧史研究，这里主要指的是中国内地的戏剧史研究，在最近的二十年进入到一个新时代，造成了观念、视野、方法的全面转型。其标志主要有：第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下挣脱出来，进入到超意识形态的“纯学术”研究，因而戏剧形态及其发展演变研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备受青睐；第二，戏剧作为表演艺术的本质受到重视，因此，以角色扮演为核心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将被大大强化；第三，研究范围比以前有了很大拓展，从纵向上说包括从先秦到1949年以前的漫长时间跨度，从横向上说涵盖了戏剧的文学文献、音乐唱腔、演员戏班、服饰化妆、戏台文物等各个方面；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文献、文物、田野调查相互参证的“三重证据法”将被广泛采用，其中田野资料、口述资料将作为新材料被吸收到研究当中，这一点本书第四讲还会强调。

可以说，在当前，能够紧跟时代步伐，使用新材料，对以往的中国戏剧史研究在整体上或某一方面有颠覆、开拓、补充、修正作用者即为前沿课题。还有，一般来说，难度与价值成正比。凡难度大、涉及内容广泛、材料搜集不易者则价值高，反之则价值低。而难度大、价值高者容易成为前沿课题；而小题小做、就事论事、易于完成之课题，则很难成为前沿课题。

那么，是不是不属于“前沿课题”的研究就不能做了呢？非也。虽然一般来说，旧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不大容易出新，虽然不同的时代研究热点会有变化，但某一具体成果的价值，主要是依据该成果的创新程度与科学性而决定的。所以，无论初入门的青年朋友抑或一般学者，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选择传统课题或方法并做出成绩者，亦应受到鼓励。所以，关键在于是否有新意。在这里，我想参照陈寅恪先生“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标准，对判断硕士、博士研究生的选题是否有新意提出三个标准，以供参考。

第一，看一个题目是否有新意，首先要看这一问题前人是否做过，以使用新材料做迄今没有涉猎过的题目者为上选；第二，虽有人从事过此项研究，但能提供新材料、建立新观点者为中选；第三，题目旧，材料亦不新，但能从新的角度解释旧材料，建立或部分建立新观点并言之成理者为下选。

而对于以下两类研究，则无论如何应该亮“红牌”了。(www.xing528.com)

首先，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故步自封地坚持炒冷饭，这类课题首先应该被淘汰。例如现在研究《西厢记》、《牡丹亭》，再强调什么“反封建”，那就无异于陈词滥调。五十多年前讨论《琵琶记》，大家为作品是否具有“人民性”争论得不可开交，而今天这样的会就不大有必要召开。不是说作品的意识形态问题不能研究，而是不能按照老套来研究。

其次，虽然课题本身有意义，但缺乏新材料，不能补充与修正前人的结论，这样的文章，不作也罢。例如，关于《西厢记》的作者，王季思和田中谦二都举出了王实甫作的有力证据，而迄今尚有人不断写论文，坚持“王作关续”说，但又没什么新证据。这样的文章，也无须再撰写。

需要说明的是：前沿课题和“赶时髦”不是一个概念。从表面上看，“赶时髦”的文章往往也很“新”，有的也很令人“震撼”。但此类文章没有新材料做支撑，只能以“新方法”为旗号，专在名词术语上求新求奇，甚至剑走偏锋，邪门歪道，其结论难免信口开河，缺少证据。这样的研究喧嚣一阵就烟消云散，不会在学术史上产生正面影响。而前沿课题来自新材料的发现、新问题的提出，是学术发展之必然趋势，属于学术史上的一个环节。做前沿课题，题目虽新，论证过程却要求四平八稳，材料扎实，根据充分，其研究方法与传统的考据学其实没有大的区别。例如敦煌学、古文字学就十分典型。其结论后人绕不过去，非得接着说。随着时代再向前发展，当前的前沿课题可能会变成一般课题，其结论可能转化为常识，但不可以被抛弃，置之不顾。也就是说，前沿课题其实具有长久的价值。这与“赶时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赶时髦”有时也会成为潮流，对付它的最好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或曰“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也就是说，有一种永远不过时的研究方法，既朴实又实用，这就是：提出一个看法，再用证据证明它就是了。有道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其实写论文也就是“写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