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对巡防队的发动

革命党人在起义之初因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巡防队的发动上，因为他们无法在国内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只好把发动起义的力量放在民军、巡防队和新军上，大都是动员他们略有起色就举行起义，有成功的，但更多的是失败。从1908年的广州起义到1910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都可以看到革命党人发动巡防队的行动，革命党人很想联络巡防队和新军同时起义，因为事发匆忙，准备不足，结果均未能如愿^[197]。

其实，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特征多少有所了解，巡队队军人所受的教育有限，知识程度不高，思想有些保守，但是人数比较多，各省到处都有巡防队，而且数量也不少，所以不能忽视。

革命党人在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李福林曾向孙中山建议，要求对巡防队、新军及民军同时加以注重，不可忽视任何一方。李福林说广东省城中的军队只有新军和巡防队两种，党人对于新军的运动有一定的成效，巡防队数量多，战斗力不强，但不可小视，如果能与其官长保持联络，那起义时他们会保持中立，不与革命党为敌，到时候率领军民数千，集中于城乡之间，很快就可以攻下省城^[198]。

孙中山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知道，当时革命党人发动巡防队的最主要目标是让巡防队中的积极分子与新军同时起义，即便他们不能起义也要以中立姿态不与革命军为敌，尽量减少革命障碍。

革命党人中黄兴是较早关注要发动巡防队的人，也是有具体可行方案的人，他采用的办法是发动巡防队长官加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回到国内考察国情，化名张守正，到桂林发动巡防队统领郭人漳，劝说他加入同盟会，寻机起义，郭人漳说与随营学堂总办蔡锷关系不好，难以进行。黄兴于是居间联络，先后发动了学堂教员雷飚、岳森、彭新民和学堂学生曾传范、贺斌、王德润、胡锟藩、杨锐锋、刘慕贤等，发动了郭人漳及其手下官佐林虎、杨九如、卢子富、杨祖时等人，让他们加入同盟会^[199]。

其他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发动方式和方法更是多种多样，有的革命党人在陆军讲武堂毕业后直接进入巡防队当连长或排长，掌管一部分巡防队，有的革命党人直接发动巡防队中毕业于讲武堂的军人和官佐，有的革命党人以会党的身份发动巡防队中的会党官兵，有的革命党人直接用金钱来发动巡防队中失意的那部分官兵，有的革命党人通过其家族、亲戚等来发动巡防队官兵，通过种种努力，巡防队中“革命之空气浓矣”^[200]。

1908年广州革命党人密谋起义，赵声以没有恢复新军标统职位，朱执信也以民军一时不能集合起来为借口，只能响应而不能发难，于是决定由邹鲁约、谭馥率领巡防队作为发难的骨干，当严国丰派会党票于燕塘营中时，不慎而谋泄，结果谭馥、葛谦、严国丰等人先后被杀，其他一些革命党人也被捕，当时联络巡防队中最得力的人是姚壁楼，谋泄后李准想惩治参加起义的巡防队员，“一搜营中有票者十之七八，乃大惧，寝其事，而防营之革命思潮，益为增进”^[201]。

1910年的广州黄花岗之役，革命党人专门设立调度部负责联络军队，一方面注意联络新军，另一方面负责联络巡防队和民军，预期三方面军联为一气，其中负责发动巡防队的主要干事是姚雨平，他发动巡防队时特别注意联络作为李准心腹的吴宗禹所统领的三营，姚雨平亲自与该营哨官温带雄、陈铺臣、范秀山等人商量起义大事，同时还发动了巡防营中的一些士兵^[202]。

两湖和西南的革命党人在密谋起义时对新军和巡防队都进行了关注和发动，对于巡防队的发动只是零星地暗地进行，并没有大范围公开地进行，但一直没有放弃。

萍浏醴起义前，两湖革命党人在发动新军和洪会的同时，还发动巡防队。由于新军多驻省会，比较集中，兵精械良，官佐都是学生出身，发动起来比较容易，而巡防队分散驻在各府县，官兵多有洪会中人，所以革命党人决定派洪会革命同志对巡防队进行游说，由蒋翊武、覃振、曹武等20余人负责发动新军，由彭邦栋、蔡绍南、张尧卿、周治华、龚春台、刘重、黄人障、邓玉林等20余人负责联络巡防队和布置会党，“一俟军队运动成熟，约于十二月沮吏封印时举事”。后来，龚春台因为迫不及待，提前于10月19日发动起义，醴陵的巡防队士兵“亦反戈相应”。(www.xing528.com)

革命党人陈作新、李金山等在湖南省城发动新军的同时，徐鸿斌等人也在湖南巡防队中进行发动起义，“总计常备军巡防队共代表三十二人”^[203]。在西南的贵州，1911年春夏之间，革命党人对于军界分新军、征兵营、巡抚部分和巡防队四大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发动，“巡防队中路统领宋绍武，由关森、杨昌铭接洽之；邦统胡锦棠、管带和继圣，由徐宝煌、萧家煌劝诱之”^[204]。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对于发动巡防队的行动尽管不断展开和深入，但由于时间过短，革命党人意见不一，结果革命党人对巡防队的发动存在诸多缺陷：

首先，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发动一般只局限在较小的区域内进行，主要集中在一些省城和重要地区，由于精力有限，革命党人力量不足，加上清政府防范极严，他们无法在大范围内对巡防队进行发动，即使在省城中革命党人也无法对省城的巡防队进行大范围的发动，同时对省城数营、十数营巡防队进行发动并有成效的并不多见。

其次，革命党人对于省城之外的巡防队的发动几乎很少涉及，基本上是忽略的，因为巡防队主要驻扎在省城之外的地区，一旦省城有事，清政府很快就会派省城之外的巡防队入省城进行镇压，致使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起义大都没有成功。

再次，革命党人对于巡防队的发动一般只注意其官佐，对下层士兵则关注不多，这样巡防队士兵与革命党人缺乏联系的纽带，巡防队对革命党人的敌视也在所难免。

最后，从革命党人对巡防队的发动方式看，除黄兴等少数革命党人发动巡防队官兵加入同盟会外，其他革命党人一般是采用会党方式来发动巡防队，或者采用金钱方式来收买巡防队，双方联系的纽带并不稳固。总的来说，革命党人由于发动巡防队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不是很多，所以最后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发动巡防队功效不显著，这其中有巡防队自身的原因，巡防队士兵思想落后，以利害关系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看到革命党人起义对自己毫无好处就临阵退缩了，有的巡防队士兵往往先前答应了党人，但最后又临时退却，不参加起义了。广州黄花岗起义时先前被发动好的巡防队，因为种种原因“临时并不一往”，有的甚至与革命党人为敌，结果让革命党人得出一些新的结论：以事势论，巡防营新军不能反，虽有党人数百，亦难望占领广东，“巡防营不足信，而新军与教练之众则不能责以不来”^[205]。广东省的革命党人更加不相信巡防队了。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广东，还发生在其他省份，如云南省，革命党人杨振鸿在云南蛮见等地发动巡防队，对象之一就是巡防队管带杨发生，杨振鸿表面上答应，但暗中又派人对杨振鸿进行追击；湖南省革命党人张桓也是因为巡防队士兵的告密而被捕入狱的^[206]。

综上所述，在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对巡防队已经有了策划和运动，但并没有真正鼓动起来，只是在一小部分巡防队中灌输了一些反清革命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巡防队士兵加入反清革命的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