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防军内部上级对下级的剥削比较严重，勇饷减成，克扣米价，勒受衣物，摊派欠饷。
各省防军的口粮受到军官的剥削可以说是一种普通的现象。正勇的口粮，每名每月给银四两二钱。亲兵、什长、巡查，每名每月给四两八钱至五六两不等。就是以每名月饷四两二钱而论，较之绿营制兵军粮大约多了一倍。较之旗兵口分也算是多的。口粮虽重，勇丁如果实惠均沾，也足以示体恤。
但是防军中各种积弊多端，除了层层剥削外，其每名月饷四两二钱的，“每月实获究亦不过三两有零，其或有时不及此数”。以八旗、绿营制兵的口粮比较，即照每月三两有零，似犹较重。如果总统以下各官无复克剥，则勇丁每名月饷四两二钱者减为三两二钱，亦不至于形苦累。四两五钱以上者减为三两五钱，“亦足以示优异”，但是勇丁的实际所得却依然达不到这个数[41]。
从防军中的克扣米价来看，防军各营军米，原来各驻扎之地随时可以取资。就是有商贩存储售卖，价值也必然昂贵，且恐时有缺乏，贻误军食。因此不得不由总统委员在产米之区设立粮台采买军粮解营接济，这是必然的趋势。
南方地区多产米，虽有各种灾情，但是产量仍为不少。即偶有价贵之时，每米一石，重约150斤，价银在两两以上的，十年之内无一二年，大约上年每石价银不及一两，中年每石价银在一两左右。自南方买米以接济南方之军，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费，约银二钱有零，如果由轮船运到天津、山海关一带，每石另加口袋、船力等费约银六七钱。综核米价并各项运费，合上年中年约盈剂虚，约计每石需银一两五六七钱，贵也不及二两。如果发给勇丁，无分米价贵贱，概扣银三两抵糙米一石，约一百三四十斤，虽各军不必事同一律，而即此以概其余。凡有扣米银的防军，则苛派之昭彰可谓明显。东方、西方、北方，小米、麦面价银多寡未能悬定，总宜以采办之处时值银数为断，另加运费为准，核实发给勇丁，以免引起勇丁的不满。“今不论粮价低昂，统以每名每月坐扣米粮银七钱，亦有扣八钱者。”[42]这些积弊在有些省区还比较严重，是应当严行禁止的，但其实做起来很难实行。
从勒受衣物这方面来看，防军勇丁虽然愚笨，但衣食所资，领有月饷，不难自备。但是，平时经常有统领、营官就棉衣及铺盖等物件，散给勇丁，但却坐扣月饷，较之勇丁自制衣物大约贵一倍，这是不正常的。
按理来说，号衣号褂，统领营官均有公费，本属应办的物件，但实际上往往添新换旧，全令勇丁自制。甚或勇丁被开除了，其新充补者接领号衣，尚须出钱给统领、营官，并须出钱给开除的勇丁，方得充补。同时，统领、营哨各官及营务处，也常有亲戚家属故旧，带一些茶烟包裹之类的东西到营，散发给勇丁，利市三倍。勇丁如果不接受则加以威胁，且饷银业经坐扣。勇丁不敢抗争，只能忍气吞声，无法申辩。这是当时防军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应当禁止的。(www.xing528.com)
从摊派欠饷的情况来看，军营事件，有公同时也有私，其应做公事，如修筑营房，势必估工加倍报销，即不报销，勇丁效版筑之劳，这也是份内所应做的事。一切材料并骡马，统领各官原有公费，为何还要摊派给勇丁，这是所谓的假公济私，盘剥勇丁。
至于私事，统领以下各官或有喜庆和吊唁，周派公份，或有亏短，也摊助公资。这又为何呢？柴草一项，本为军需例载所无，但是因为北方西陲不易取办，特恩加给柴草银两体恤勇丁。各军核实发给勇丁的或变有之，扣减者也有。后来，由部拨经费改归各省筹饷协济的，因为难符定章，不能如数领解。而总统以下各官，即以协饷短解为名，因而积欠勇饷，虽有协饷到营，除总统以下各官先扣足虚冒之名粮，有多余的再酌量散放。勇丁待领，欠饷无期，唯有衔恨了，或弃此他走。“因而填沟阴谋不轨者大有人在。统兵者既有虚冒名粮之实，反贻国家欠饷之名，转而索欠饷于朝廷。贪鄙欺饰，莫此为甚。”[43]
对于这些情况，清政府在光绪末年曾想有所整顿，多次下谕令要地方对防军的这些弊端进行整治。
1896年，清帝下谕：“御史彭述奏，近日军营积弊，官公费统领并不给足，仅酌予薪水，兵勇衣装等项以及军营应用之物，无不由统领按名分给，任意苛派，请饬严禁等语，国家养兵既用其力，当惜其艰，带兵各员自应与士卒同甘共苦，方能众志成城，若如所奏，统领、营官逐层盘剥，懈军心而滋贻误，实堪痛恨，嗣后统兵各官如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经纠参，或被告发，定即严惩不贷。”[44]
同时下谕令：“刑部奏遵议御述奏，武营扣饷、缺额，请严定罪名一折，军营扣饷、缺额本有治罪，专条全在各督抚及统兵大员认真稽查，有犯必惩，方足以儆贪婪，而挽积习，嗣后各省遇有武营扣饷等弊，一经审实，即行按照刑部律例计贼科罪，不得曲为徇隐，并不准仅以革职留营及永不叙用等词含糊完结，以肃军政。”[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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