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军制,在八旗、绿营两大体系之外,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又出现了另一体系的军队,这一体系被称为防军体系,当时也有人称为勇营体系。
有人认为,这种防军体系在晚清六十年中一直居于国家制度体系之外[1],这种观点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这种军队体系的合法存在,其深层含义已从半正式之兵的“勇营”转换成为正式的“防军”。勇营留防变成防军,成为晚清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勇营原始,源于招募。勇丁因战事急迫而临时招募,建立勇营,开始是临时性质的,有战事就招募,战事一结束勇营就会被解散,勇丁就会被裁撤,这是惯例。绿营、八旗就不一样了,他们在战事结束后会各归防区,不会被裁撤。这种局面到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太平军之役和平捻之役结束后,裁撤勇丁为势理所必行,但是清政府考虑到绿营、八旗的废败无用,不得不在各省留防一些重要的勇营,作为权宜之计。西捻平定刚结束,1868年8月,清政府即有撤勇之旨,但考虑到京畿地区的安全问题,左都御史毛昶熙奏请将直隶提督刘铭传调赴本任,统带淮军万人,驻扎大名一带;随后满人英翰又奏请酌留勇营驻守地方要地;于是清政府又下令命刘铭传统带淮军驻扎近畿要地[2],勇营留防制度于是得到清政府的最终确认,勇营就成了防军。“今各省所留之勇营,大抵当年之精卒百战之余生也。”[3]
防军和练军是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最重要的国防军队,他们在晚清时期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同光自强运动初期防军屡立战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他们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八旗兵和绿营兵,防军的存在对当时中国军事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晚清时期,清政府不敢对原来的军事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革,不敢废掉绿营兵和八旗兵,不敢全方位地建设新式陆军,不敢全面地向西方国家学习以增加自身的军事实力,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由于清政府王公大臣缺乏政治远见,没有进行全面军事革新的意图,他们恪守祖宗成法,不敢轻言更张,甚至曾有一度强化绿营的政策。他们更多出于政治上中央集权的考虑,因为绿营兵权在兵部,为中央所有,防军兵权在将帅,中央徒有虚名,自从僧格林沁和胜保相继去世后,凡有征伐,将帅均出自地方,清中央已很难培养出心腹的知兵大员,深感外重内轻,所以不想完全用防军来代替绿营。这种情况也大大影响了防军的建设。
自从太平军、捻军被镇压后,防军驻守在各个重要防区,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内它具有镇压各地动乱的重要作用,对外它具有抵御列强侵略、保家卫国的作用,所以防军自然就不能完全裁撤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同时对防军进行了一些整顿和建设,但是并没有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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