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淮军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支国防军，担任着国防的重要任务，也因此而进行了增募。
战争之前，驻防在北洋沿海的淮军，只有李鸿章所直属的51营，分隶于武毅、铭、盛、庆、仁各军。由于战争的原因，李鸿章起用淮军旧将，增添营伍，各省也调回淮军旧部，以应海防之需。
当时在直隶新增加的淮军有：聂士成10营，闪殿魁10营，唐仁廉30营，吴宏洛6营，潘万才2营，周兰亭1营。
从江南北调的淮军，他们是原驻徐州的陈凤楼马队5营（原3营增加2营），自湖北北调的吴凤柱马步7营（原马队3营，添步队4营），自山东省北调的章高元8营（以嵩武军为主）。
此外淮军还有，驻在江南的有张景春8营，班广盛6营；驻湖北有宋德鸿2营。总计战时淮军有146营[66]。
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极为不佳。
1894年12月11日，盛京将军裕禄派委员押解已革总兵卫汝贵咨送到刑部，刑部按例治罪之处请旨办理。当时，已革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带盛军，临敌退缩，以致全军溃败，并有克扣军饷纵客兵勇沿途抢劫情事，清政府降旨要拿交刑部治罪。卫汝贵于当年10月12日奉旨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后来，叶志超也被拿获交刑部治罪。
1894年卫汝贵奉调赴朝鲜援剿，共带步队12营前往，马队5营，陆续进发，当率10营驻扎平壤，留2营与丰升阿所带各营同驻安州。该员与马玉昆同在平壤城外西南地方驻扎，驻守大同江沿。左宝贵驻守北门外。8月13日，曾与倭人接战，屡获胜仗，14、15日，倭人渡江，四路来攻，清方兵力不支，左宝贵旋即阵亡，又因兵饷缺乏。于16日晚，经总统叶志超传令撤退，到安州亦未扎住，直退至义州。复过鸭绿江，始行停留。可见淮军并无纪律，即为溃败之因。卫汝贵“平时于军务既漫不经心，临事又复节节退缩，反委咎于叶志超”。左宝贵被倭人攻击，他又不能亲为救援，以致左宝贵阵亡，“平壤亦弃置不顾，相率奔逃，退营至数百余里，贻误大局，拟斩监候”[67]。
战争结束后，淮军又不得不进行裁减。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对兵制的变革有了共同的觉悟，都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但是变革仍不彻底，对于旧有军队的变革也不彻底。由于李鸿章权势的丧失，淮军自然免不了被大量裁减。
1895年6月，督师钦差大臣刘坤一正式奏请裁并各军。对于淮军，刘坤一的建议是：部分遣回原防，部分裁并。当时撤除的有闪殿魁10营，张光前庆军，徐邦道拱卫军。裁并的淮军有唐仁军，吕本元、孙勋寅盛军。遣回原防的淮军有陈凤楼5营，吴凤柱7营。保留的淮军有聂士成毅军18营（后增加到30营），章高元8营，贾起胜8营，吴宏洛6营，以及周兰亭、王得胜、何永盛等炮队，这些留下来的淮军都作为北洋海防守军。后来不久，刘坤一调任江南总督，北洋的防务由北洋大臣办理。
清政府为了更好地建立新军，于1895年7月下令各省将制兵裁留精壮三成，裁去老弱七成。1897年4月，清政府又命各督抚将绿营裁去七成，勇营裁去三成。但驻防北洋的淮军直到1898年还没有进行重大的裁减。但是在南洋的淮军却有较多的裁减。这时期，北洋淮军主力是聂士成的武毅军30营，加上其他的24营7哨，共55营[68]。
南洋的淮军则裁减很大。沿江的铭武军及春字8营，全都被裁撤了。吴淞的班广盛6营，被裁减了1营，徐州的陈凤楼马队5营，裁去2营。总计最后布防南洋的淮军，只有8营。湖北因改建新军改练洋操，旧军被撤裁殆尽，原驻湖北的淮军已基本不复存在。总计1898年南洋、北洋两防所存淮军为63营[69]。
1898年12月，清政府采纳军机大臣荣禄的建议，成立武卫军。这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建设，当时淮军聂士成所部武毅军30营被编为武卫军的前军。
1896年，王文韶奏，准统领武毅全军直隶提臣聂士成咨称，奉准挑足淮军马步30营，改为武毅军，仿照西洋德国营制，以期练成一支游击之师。唯既改习洋操，则平时军中应设武备学堂、军械所、药库、医院，为讲习武备、医疾病之所，估需工料银二万九千九百四十六两七钱八分一厘。该军驻扎在芦、台一带，参用西法，延请洋教习训练。“近年防军积习，武备全不讲求，领用军械子药，任意弃置，漫不经心。一遇兵勇疾病，亦视同秦越，不关痛痒。”该提督设立武备学堂，专选年轻识字勇丁，教以测算术数、枪炮、理法并化电声光诸学，实为储才地步[70]。
淮军其他部队却遭到大规模的裁减。当时北洋大臣荣禄负责此项工作。他把淮军原来的24营7哨裁减为20营，每营由500人裁减为315人，差不多裁减了一半。此时的北洋淮军也所存不多。南洋方面，所存的淮军也只有8营左右[71]。
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北洋淮军首当其冲，当时布防沿海的淮军20营，处于北洋门户，分为左、右两翼，左翼10营，分守山海关、北塘等地，右翼10营，分守大沽炮台及天津沿海。大沽之战，右翼统将罗荣光及韩照琦溃败，策援后路的有防守天津正面的武卫前军（武毅军），统领聂士成战死，天津失守，联军于是长驱直入，打到北京，这是淮军所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争，淮军的精锐在这战场上也基本消耗殆尽了。当时南洋淮军还有陈凤楼铭军马队3营北上勤王，此外，还有防守吴淞海口的班广盛5营[72]。
1899年，据直隶总督裕禄奏，“直隶省各营，除聂士成、袁世凯陆军专备游击之师外，其余海防淮练各营，合之虽觉其多，分之犹虞不足”。
直隶淮、练各军，自1897年裁减以后，实存淮军步队9营1哨，炮队4营1哨，马队11营5哨4棚，勤勇卫队9棚，共24营7哨13棚。练军步队20营2哨，马队10营2旗1队，练勇步队4营1哨，马队2营3哨。另外，大沽海口原设防守炮台兵6营，共计42营6哨2旗1队。光绪二十二、三十三两年裁兵节饷案内，淮军各营，或每营裁一哨，或每哨裁一棚，练军各营，或裁一成，或裁二成，一军之中又参差不齐。
1899年3月间经督臣王文韶复奏，裁减防营豫筹办法案内，拟各就原定营制，分别裁改淮军步队，以315人为1营，练军步队以316人为1营，马队则改营为旗。淮军以207人为1旗，练军以191人为1旗，伙勇、长夫在外。原奏所拟办法，仅裁兵而不裁营，然营不裁则官多兵少。兵少则分布不够，官多则靡费较大。于是酌量变通，将淮、练两军分别裁并，并将各营亲兵、护勇加饷概行裁去，统按正兵一律支饷。同时长夫改为辎重兵，期得实用。无分淮军、练军，步队以官弁兵丁500人为一营，马队以官弁兵丁250人为一营。
同时，对淮、练各军人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裁减。在淮军各营内挑选精锐步队18营，马队2营，并由步营内编在炮营2营，加炮16尊，炮马112匹，添马夫辎重兵48名，共合淮军20营。在练军内，挑留精锐步队12营，马队21营，共33营，统计淮、练两军共裁官弁勇夫7987名，实挑留官弁勇夫18046员，“严立章程，慎选将领，加意训练，务成劲旅”[73]。
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对于直隶淮、练各军进行了一些变通。
1903年，实存淮军42营9哨1棚，又从山西调回武卫前军6营8棚，改为淮军先锋队。水师炮船50号，练军31营1队，其督署卫队饷局护勇尚不在内。
袁世凯对他们进行整顿（汰弱留强）的工作，但没有操之过急。经1902年的裁减，尚存淮军41营8哨2小队，水师炮船42号，练军24营3哨3小队。且淮军统按每营裁2哨，以3哨为1营。练军驻防热河、古北口、库伦等处共10营，因防营紧要，未能裁改外，其余14营统裁2成。计淮饷项下原银150余万两，现存51营8哨2小队，水师炮船42号，计每年共需银100万两，连裁杂支等项约可匀拨银50余万两。“所有巡练各营只可分别变通，未便遽议裁撤。其归练饷局发饷者，马步22营2队，原拨银113万两，共需银约80万两，拨归常备军饷需。”[74]
【注释】
[1]《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1页。
[2]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119页。
[3]《曾文正公杂著》，卷2，第5～6页。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1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76页。
[4]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81～82页。
[5]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第12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82页。
[6]《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5页。
[7]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95页。
[8]同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3页。
[9]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98页。
[10]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册（下），卷202，兵1，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4页。
[11]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5），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738页。
[12]《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9，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7、8页。
[13]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99页。
[14]李鸿章：“覆陈筹虑兵饷大端疏”，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5，兵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6年版，第1页（总页第639～641页）。
[15]“光绪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署理漕运总督谭钧培片”，《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521页。
[16]周盛传：“地雷利弊谕”，《周武壮公遗书》外集，卷1，第23页下。《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33～634页。
[17]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441、467、470、605页。《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曾文正公杂著》，卷2，第3页。
[19]刘体智：《异辞录》，卷1，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3页。
[20]《曾文正公杂著》，卷2，第1页。
[21]李鸿章：“直隶防勇难议裁减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3，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065页。
[2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948～949页。
[2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3），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415页。
[2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3），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416～1417页。
[25]“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四日两江总督刘坤一片”，《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584页。
[26]“议派员赴德学习（光绪二年三月初四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9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592～593页。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田玄：《淮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www.xing528.com)
[27]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191～192页。
[28]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200页。
[29]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816页。
[30]周盛传：“请拨德教习片”，《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2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15页。
[31]周盛传：“议覆德国兵机院总办密次藩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41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9～631页。
[32]周盛传：“教练洋操谕”，《周武壮公遗书》外集，卷1，第21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31～632页。
[33]周盛传：“营弁操谕”，《周武壮公遗书》外集，卷1，第23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33页。
[34]周盛传：“精练马队谕”，《周武壮公遗书》外集，卷1，第23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32～633页。
[35]周盛传：“洋将操练情形禀”，《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30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页。
[36]“论今日练兵宜有变通之法”，何良栋：《皇朝经世文四编》，卷34，兵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6页（总页第626～627页）。
[37]周盛传：“议覆总教习德参将李保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34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4～625页。
[38]周盛传：“议覆总教习德参将李保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34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2～623页。
[39]周盛传：“议覆德国兵机院总办密次藩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41页下。《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9～631页。
[40]“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一日醇亲王奕
片”，《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556页。
[41]周盛传：“议覆德国兵机院总办密次藩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41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7页。
[42]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6页。
[43]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275～290页。
[4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6），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064页。
[45]丁日昌：“总理衙门咨斟酌凤凰山等两处练勇裁撤”，《抚吴公牍》，卷50，第4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13～614页。
[46]丁日昌：“总理衙门咨斟酌凤凰山等两处练勇裁撤”，《抚吴公牍》，卷50，第4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14页。
[47]李鸿章：“直隶防勇难议裁减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3，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065页。
[48]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22，第16～17页；卷4，第32～47页。
[49]姚锡光：“北洋军防利器用法未竟说帖（光绪癸巳十月上合肥相国）”，《鹿牍业钞》卷上，第9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38页。
[50]周盛传：“洋将操练情形禀”，《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30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19～620页。
[51]周盛传：“议覆总教习德参将李保条陈”，《周武壮公遗书》，卷4，第34页。《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61年版，第626页。
[52]李元度：“筹饷之策”，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5，兵政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30页。
[53]《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5，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4～35页。
[54]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11～1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曾文正公家书》，卷8，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
[55]周世澄：《淮军平捻记》，卷11，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6～8页。
[56]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52页。
[57]《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4，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9～50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53页。
[5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7页，第51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54～355页。
[59]李鸿章：“淮军军需报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049页。
[60]《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1～22页；卷37，第50页。
[61]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册（下），卷203，兵2，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7页。
[62]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册（下），卷203，兵2，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07页。
[63]《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2，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4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58页。
[64]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0页。
[65]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1页。
[66]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2页。
[6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6），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511～3512页。
[68]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3页。
[69]《张文襄阳公全集》，卷41，第22～25页；卷44，第14页。《道咸同光奏议》，卷50，第25页。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4页。
[70]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7），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3751页。
[71]王尔敏：《淮军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版，第364页。
[72]《李文公忠全集·奏稿》，卷80，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8、32页。
[73]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册（下），卷218，兵17，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49页。
[74]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2册（下），卷230，兵2，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5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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