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的发生，引起全国上下对中国海防的重视。由于当时中国海船、兵船的缺少和简陋，使得中国海上作战能力极差，海上运输能力极差，中国军队无法保护当时孤悬海外的疆土。加上沿海防务极为空虚，中国无法应对来自海上的敌人。
从陆军来看，当时用于沿海应敌的主要有淮军，湘军因为西北军务而调往西北作战，绿营已不足恃，练军还在初练阶段，防军多在各省驻防，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总理衙门提出了海防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于1875年5月下诏命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每年专门筹备海防经费四百万两。后来，沈葆桢把这些海防经费全部交给北洋海军，李鸿章经办北洋海军由此得到比较充足的经费来源。
由于在北京有恭亲王奕
和文祥的大力支持，李鸿章得以放手经办海防事务，购军舰、练海军、办学校，创建北洋舰队，培养海军人才，同时把淮军充分用于沿海、沿江的军事防务方面，使其大展身手。这样，淮军就更有了长期驻留的理由，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绿营兵的经制兵地位。
但是淮军毕竟兵力有限，绿营又不能全都裁撤，清政府于是令各省从绿营中挑选精壮进行集中训练，这就是所谓的练军。各省还有防军，但淮军已是最大的一支防军。练军和防军在这时期就取得了国防军的地位。
清政府为了节省经费，在1876年到1878年间，再次对各省防勇进行裁减，但是淮军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基本上没有被裁减。
这期间，由李鸿章直接指挥的淮军有81营，分别在直隶、山东、江苏三省驻防，此外，还有驻防在湖北、山西两省的淮军，驻湖北的是武毅军7营，驻山西的是树字6营，加起来共计94营。
但是从1878年开始，在户部的奏请之下，淮军还是有所裁减，共裁减了15营，计盛军5营，铭军4营，武毅军3营，庆军2营，仁军1营。这样，李鸿章直接领导的淮军也从原来的81营减到了66营。加上分防山西的13营，共只有79营[60]。
据1878年李鸿章所奏，其留防淮军水陆马步勇丁，截至1877年10月底，止实存78营12哨，分扎直隶、山东、江苏等省，自1877年11月及1878年3月两次饬令洋枪步队各营每棚抽裁正勇二成，计共裁减5200余名，已不止如部议统裁十成之一。李鸿章所部，除马队、水师各营人数本少，及驻扎上海、吴淞的武毅右军5营，专守海口炮台，均难裁减外，即勇数稍多的，如盛军枪炮步队16营；驻扎津郡新城附近，扼守北洋门户拱卫畿疆兼于海滩荒地试办屯垦的武毅庆字两军洋枪步队21营；分扎江苏的江阴、靖江、江宁、浦口等处，护守沿江南北两岸炮台铭军枪炮队14营，驻扎山东张秋镇，为南北洋海防策应之师。以上各营，若仅操练巡防，弹压地方，未见其少，设遇有事之秋，仍属不敷分布。且自筹办海防以来，李鸿章饬各军换用后门枪，添练炮队，“仿照泰西阵式操法，精益求精”[61]。
但是，李鸿章还是计划略为变通，在盛军枪队内酌裁4营，武毅军枪队内酌裁3营，庆军枪队内酌裁2营，从当年9月份起筹给欠饷，分饬各统将陆续资遣，合之先裁二成，正勇共计减去11800余人，每年约省饷银60余两[62]。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外局势变得紧张。西北方面，中俄议约破裂，新疆问题趋于紧张。清政府于是诏用鲍超、刘铭传等人，湘军、霆军也应募而集，并分防直隶。不久，中俄交涉有新的进展，湘军、霆军也随之遣散，而淮军一如既往，没有进行裁减。
但是淮军驻防方面有新的变化，就是将原来驻在江苏的庆军10营，由吴长庆统带6营，移山东登州，以防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另外4营由留任江防的曹德庆接统。驻徐州的马队5营减为3营。驻湖北的武毅军马队2营调赴直隶。这时期李鸿章所直接统辖的淮军有70营，分防江苏、直隶、山东三省。其余11营协防湖北和山西二省。淮军共计有81营[63]。
1882年，清政府将驻扎登州的庆军6营调往朝鲜，以防日本。直到1885年才撤回辽东半岛，这也是淮军驻防外藩的一支部队。但是这支部队在提防日本侵略朝鲜方面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1882年以后，淮军的驻防情况有新的变化。(www.xing528.com)
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由李鸿章兼管的留防江苏的淮军，改隶南洋大臣直接统辖，饷需也由其经理，不再列入淮军专饷之内。这个变化，与当时担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有很大的关系，左宗棠与李鸿章关系不洽，向来歧视李鸿章和淮军。左宗棠素称知兵，有排挤淮军的倾向。从1883年开始，所有驻江苏淮军的饷需，均改为江南防营支销，由两江总督奏报。这实际上就是把南洋海防军务掌控在手，不让李鸿章经手。
另外，淮军驻吴淞的吴宏洛五营也被调往广东，由两广总督张树声节制，其所管辖的任务由左宗棠亲军恪靖营接管。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东南海防吃紧，全国军务有不同程度的调动，淮军驻防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李鸿章所管辖的淮军，有增加的趋势。除原来驻北洋马步水师40营，由湖北供饷的武毅军马队2营，分驻朝鲜及旅顺口的庆军6营外，还新成立了护军1营，新军9营。北洋共有淮军67营。此外，还有援助广西的潘鼎立的鼎军5营；驻广东的吴洛所统的武毅军6营（原为5营，新加1营），杨安典开花炮队2营，蔡金章4营，王孝祺勋字淮军4营（后调往广西）；援助台湾的淮军，有江南调防的刘朝祜铭军4营，章高元武毅军2营，有自北洋调援的聂士成2营；驻在浙江的淮军有，杨岐珍所带淮军6营，钱玉兴所带淮军4营（驻守宁波）。从广西到浙江，共有淮军29营。
淮军虽然参与了江南的防务，但是由于左宗裳和曾国荃相继担任两江总督，所以南洋江海防务方面主要还是由湘军负责，淮军居于次要地位。当时驻防吴淞口的淮军是曹德庆的庆军6营；沿江布防的淮军是唐定奎铭武4营，张景春春字4营；在徐州驻防的淮军是武毅马队3营。再加上驻湖北的武毅军5营，驻山西树军6营，共计驻各地的淮军增加到132营，比原来是大大增加了[64]。
中法战争结束后，淮军不得不进行裁减，驻地也有所改变。
首先裁减的是参加广西陆地作战的鼎军5营。广西巡抚潘鼎新以督师无功被革职，潘鼎新随之病故，鼎军5营也随后被遣散。
其次对驻广东的淮军进行部分裁减。吴宏洛6营并为5营，4营调防澎湖；蔡金章4营全部遣散；杨安典炮队2营，裁去1营；王孝祺先留下4营，后来留下1营。总计留驻广东的淮军只有7营。
还有，对台湾的淮军进行整顿。台湾因为是新建的行省，新任巡抚刘铭传竭力经营，仍需淮军作为后盾，除留驻一部分淮军及台勇外，在台湾的淮军有刘朝祜3营2哨，苏得胜3营，王贵扬4营，章高元炮队1营，以及从广东调来的吴宏洛4营，共计有15营。
在浙江的淮军有一部分被裁减了，当时浙江巡抚刘秉章原是淮军旧将，很快升为四川总督，而其在浙江的淮军也被遣散了。
在江南地区，淮军还有驻防吴淞口的庆军6营，沿江铭武军4营，春字4营，徐州武毅军马队3营，共17营。
在直隶奉天沿海地区驻防的淮军，裁减后还有49营，加上由湖北供饷的武毅军2营，共计51营。加上山西的树军6营，湖北武毅军5营，总计淮军还有62营[65]。
在随后的几年里，各地都有裁兵之举。如1891年户部奏请裁兵节饷，诏命各省营勇限一年内裁减一成。各省都在执行，但淮军在李鸿章的抗疏力争下，得以维持原状，没怎么裁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但淮军总的趋势是只减不增，除非有战争的需要才进行增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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