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支防军,长期担负着国防的重任,肩负着北洋的防务,是重要的国防部队。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期间,供他调遣的陆军有淮军和绿营(以练军为主),但能起到作用的也只有淮军,练军主要起配合作用。
李鸿章1870年到达直隶后不久,他就开始把直隶的各种用西式方法训练的部队充编到他自己的军队中来,希望能更好地使用这些地方军事力量。他开始从该省约6000名绿营练军办起,想使他们接受已在淮军士兵中付诸实行的同样的操练和军事教育。他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任命淮军统领为该省绿营兵的高级军官。
崇厚的洋枪、洋炮团队被李鸿章接收过来后,也重新加以训练。李鸿章重新在大沽口设防,并在距河口十英里的濒河处建立了一座战略性的城池。他还扩建了天津制造局,为此,他从天津关税中抽出一部分款项作为扩建经费。
李鸿章把淮军的训练交给了直隶的三位统领,其中以周盛传(1833—1885)最为积极认真。周盛传是一位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中身经百战的将领,在19世纪70年代统率着淮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劲旅,他管辖的军队有一万多人,周盛传极力强调现代武器的重要性,他一再向李鸿章推荐要购买克虏伯大炮,林明敦式、斯奈德式等现代来复枪,加特林式炮等,当然他所注意的不仅是要弄到和保养好西洋新式武器,而且要系统地训练官兵去使用它们。
周盛传和其他勇营统领不一样的是,他还相信西式教育和操练的优越性。他不仅印发操典,而且经常亲自监督自己军队的操练,他还不断地告诫营官和哨官也要参加操练。对优秀神枪手既发奖金,又发“功牌”;操演不佳者则要受处分。
周盛传和李鸿章一样,对应用科学(特别是医药)和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如电报、铁路)有着极大的兴趣。至少用当时的标准来看,周盛传所属的各营是一流的武装力量。周盛传本人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几次指出:这支军队已在走下坡路,它经过二十年的征战之后已耗尽锐气,暮气沉沉。问题原因不是出在装备方面,而是出在勇营制度的军官挑选和提升方面。
在19世纪70年代,整个淮军的平均岁入远远超过300万两,但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250万两。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只能向士兵(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一作为积欠在退伍时偿清[43]。
关于淮军的作用问题,据1892年统领武毅等军,直隶提督叶志超等人的联名上奏称,淮军剿办粤捻以来,大小数百战,“立功死绥诸将士,叠荷恩褒,迨巨寇削平,各军调办海防,修筑台垒,勤苦工操,遇有积劳亡故人员,咸蒙奏恤,凡在戎行,同深感奋”。查江苏的苏州、无锡,湖北的武昌,直隶的保定,皆系淮勇立功地方。“叠经奏奉勅建淮军昭忠祠,专祀剿平粤捻阵亡伤故文武员弁勇丁及海防积劳病故人员各在案。”[44]
当然,也有人认为,湘军不是军阀,而淮军却是军阀,其理由是:淮军各部都是以人名为其军名,如刘铭传的铭军,潘鼎新的鼎军,张树声的树军,周盛传的盛军,吴长庆的庆军,郭松林的松军,杨鼎勋的勋军,刘士奇的奇军,唐仁廉的仁军等。军名都是以人名来定,其私人性质更明显了,军队为将领个人所有,自然就成为拥兵自重的军阀了。(www.xing528.com)
但是,李鸿章认为,淮军的改造是有成效的,因此坚决不同意淮军的裁撤,还是坚持对淮军进行改造和整顿。
凤凰山等两处练勇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此案发生于1874年冬,经英国公使威妥玛将上海领事所议的凤凰山练勇章程13条上报清政府,查原折内称:英法防兵未撤之前,当时英国领事巴夏礼,考虑上海是通商最重要的口岸,必须由中国练兵接防,即酌留上海城南高昌庙法国训练的勇丁400人,凤凰山英国训练的勇丁1000余人,仍选派英法武弁各数人分司教习。这些受训的勇丁口粮,改照楚军营制,按月由关税内拨给。外国兵弁只管教习枪炮,不准干预营中事务。并与该领事等议明,此后该军进止机宜,与洋弁应否撤换之处,悉由督抚统兵大员自己主政,以重海防而肃体制。
此事发端由于上海巴领事,设此练勇的重要原因是,驻沪洋兵全行撤去,考虑到上海的安全问题,才留高昌庙、凤凰山两处营勇1400人,以保护洋商。当时江南军务虽然肃清,若即将练勇全裁,未免令洋商转生疑窦,且恐无以弹压流氓,倘实因关税项下不够支拨,就该饬该关道先行与英法领事商明,再行照会公使,“一面奏明办理,以符定章而合原议”[45]。
凤凰山及高昌庙两处洋教练所训各营,据丁日昌等人顺道前往查阅,基本上是有名无实。丁日昌认为,其不足恃的地方有七个方面:营哨官多有烟瘾;进退步伐不能整齐划一;排枪响声多有参差;阵法变化不能神速;营盘内外全不清洁;该营官郑某有暮气,袁某多滑气;洋教练哲贝久住洋泾浜,多不在营等。
丁日昌认为:计此数营虚靡经费,较之中国营制几多十分之五,而且养一兵不能得一兵之用。所以他建议速与麦领事熟商,即使不能全裁,或先裁三分之二亦可,“否则即计划将该营调至省城附近亲自监督”[46]。
1878年9月李鸿章上奏“直隶防勇难议裁减折”,提出直隶留防勇营无多,察看情形,难以裁减,请循旧办理,以重地方。
李鸿章认为,直隶提镇各标练军,本是经制之兵,抽练成队,原为整饬绿营拱卫畿疆而设,与勇营不同,不在裁减之列。其原有勇营,于军务萧清后即陆续裁撤,仅留直安义胜保阳步队4营3哨,及崇厚饬募云字马队2营,曾国藩饬募乐字马步队2营3哨,并将原留铭军1哨改归乐字营节制。原练军不够分布,“不得不酌留勇营分驻巡缉”[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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