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操练，最初采用的是湘军的操练办法。曾国藩训练湘军的成法，对李鸿章影响很大，加上淮军中有一些是由曾国藩一手练成。最初，由李鸿章亲自训练之军，只有林字两营和铭、鼎、树、庆等营。后来就基本由李鸿章负责了。
李鸿章成立淮军，最初是自行督练，并无苟免，成军后最初的一到两个月，其训练的具体内容为：
其一，练纵步上一丈高的屋，跳步越过一丈宽的沟，进行体能方面的训练；
其二，练习手力，用手抛火球，能抛二十丈以外；
其三，练习脚力，脚系上沙袋，每日行走100里以上；
其四，练习阵法，练戚氏的一些作战阵法，以求行伍整齐多变；
其五，练习马枪、抬枪，须练准打靶[27]。
这些是淮军平时的训练内容，此外还练习所谓的站墙子之法，这是湘军常用的训练办法，也为淮军所运用，这种训练其实就是每天训练作战行动，或者说是轮流站岗，即便是夜间也有十分之一的人在担任警卫任务。这种训练方法，在现在看来已是十分落后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仍不失为一种加以警戒的有效方法。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亲自观看了英法军备和他们的战阵之法，极力进行仿效。外国人对李鸿章也颇有影响。当时，英国海军提督何伯跟李鸿章商量，要求调派3000中国兵交英国人代为训练。李鸿章初不允许，后来才将薛焕旧部拨出1000人交给何伯，选派英国军官，在淞江九亩地训练，这军队原为防军海勇，练成后改为曾字营，由周志鸿统带。平吴之后，并入淮军的鼎字营。接着，法军也要求代为训练，李鸿章于是就当地练勇拨给600名，交法国参将庞发在徐家汇（后移到高昌庙）训练，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庙子营。
北京方面，英法公使也向恭亲王奕
建议，中国用外国兵法来训练中国军队，所以在同治元年奕
曾两次函商李鸿章，让他拨兵交洋将训练。最初，李鸿章并不十分想让洋人代练淮军，所以只派了少数的海勇和练勇交英法军官训练。李鸿章考虑更多的是军队主权等问题，但又不想得罪英法公使，所以只派了一两千人的军队交他们训练，但是改练洋操也是当时中国练军的主要出路，它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因此李鸿章采取了聘请外国教练训练淮军的方式。
最初在上海，李鸿章借戈登之力来实现这一目标，雇洋将作为淮军的教练，此事从1883年开始，聘请的洋教官有白礼、质贝、金思立、美叙罗殿、马格里、华乃尔、吕嘉等数十人，他们来自英、法、美等国。在他们的教练之下，淮军操练枪炮基本上全都采用西式的方法，训练的时间也加长了，军队的阵法、号角、口令等都是西式，这是淮军区别于其他防军的最大特点之一。
这里还涉及洋语口号的使用和翻译问题，最初是用洋语，后来淮军各部将领将洋语口令译为华语，刘秉璋、潘鼎新、丁日昌、周盛传等俱刊印口令成书，分发军中使用。后来，到1878年全国才统一改译洋式口令[28]。
因此，淮军的训练和改造方面，李鸿章有意向德国学习其军事技艺。1875年3月，教练炮队的德国人李励协期满回国，李鸿章在海防各营内挑选年少力壮的游击卞长胜等7人，由李励协带赴到该国武学院习陆军技艺，等学成回国，再分拨各营教练，以期渐开风气，“以三年为期，学满归国”[29]。此事说明，李鸿章想借助德国的军事经验来改造中国的军队，这是很好的开始。
光绪初年，淮军增建了新式炮队19营，武器配属和营制的操练全部都用德国的成法，除了聘请德国军官李励协来华教习三年之外，还选派官弁7人到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俟学成回国，即分派各营教练。
淮军进驻直隶后，在操演方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聘请外国教练，采用德国的操法进行训练。当时在外国的操法中，以德国操法最易实行，所以淮军所部炮队3营，操习德操已久，枪队各营，也先后改习德操。当然营中光请教习似乎还不够，应当派中国自身的学员到德国学习，亲历德国，才能收捷效[30]。
聘请外国人教练，淮军中主要请的是德国的教员，每个德员1人挑选各营华弁100到130人作1队，详细操演50日，然后各令回营，以教其本营之兵，仍由德员详察他们有无错误等。当时的情况，周盛传军教习所教的各营弁勇，约200人，每次教熟后，即行更换。随后也有德国洋员到盛营，每营各拨12人，交给德员进行分教，约计与原来每德员1人教130人之数，尚属相等。德国教练负责操熟的清军有40000人左右，另有协军30000人，是由华弁负责教练[31]。
周盛传所部淮军教练洋操，在变革中进行了实力整顿，其具体方法略有改革：
（1）每营应各挑20人，专司教操，选择其气力慓悍、声音洪亮、心思精细而眼目有神者，识字最为上选，如数端具备，而独不能识字，亦可先行选用。
（2）各营必须设地雷，应用的电线很多，需购办的铜丝等件，每营各挑二三十人负责此事。(www.xing528.com)
（3）站队疏密，必须预定尺寸，以免临时错误，约计1营全队，须站至90丈之远；如遇洋教习等验视队伍，可用3行，计1营全队，可站至50丈之远。
（4）枪刀头平时要插在架上，不得套在枪上，以致生锈。
（5）语言的规范化，营中一言一动，皆有规矩。如营官谈及勇丁，或称其名，或称勇丁，不得呼为老将。勇丁说话，统领即称统领，营官即称营官，不得呼为营主，凡此皆须切戒[32]。
周盛传军同时还规定了军中营弁在操练时应注意的问题：洋员教操，口令指挥在平日操练时，一到临敌，队伍分合进退，只看各营哨官随时传令，教操之人不能指挥于其间。因此通知：嗣后队伍教操，主要靠各营管带、帮带、哨官、哨长一律在场教操，各将口令熟习，临事指挥卒伍，就不会有张皇歧误的担心[33]。
同时在马队的操练方面，周盛传也下令：但遇有机势相宜之处，仍可用以冲锋，或抄击辎重，或截其归路，均以马队为宜。何况广西边境上的洋人内犯，人数不多，必诱雇越南士兵，或威胁两广之众，用为先锋，纪律必不及洋人之精，正可用马队冲突。所有马队操练，“务须格外整顿，不准稍涉疏虞”[34]。
淮军除了训练德操外，还用自创的方法训练，如伏地打枪之法。这是一种新的战法，勇军伏地昂首发枪，约计头部高于地面不过七寸。勇丁既伏，较敌之平立受枪处，短至四尺有余，敌人若对面施枪，线路稍高，则枪子必越过伏勇之背；过低，就打在地上，阻住不灵。必须按下枪身，对准我勇昂首六七寸之地，乃可伤其身背，似未必能打中要害。至于我军施枪，则唯对准敌人火线下一尺内外狙击，无论中其胸腿，均可以制敌。“如此计算，则我军受伤必少敌人数倍。”[35]
练习洋枪的打法，还得有更多的讲究。防军当时所训练的洋枪阵法，更多的是强调练习卧枪一法。陆军练习，当以防外患为先，如洋枪一项，我有枪彼亦有枪，徒练排枪是不足以制胜的，因为彼之炮火甚烈。那么，何以御之，所以要进行改练，要练习卧枪，专演卧放后膛枪，滚地前进，以备冒炮攻敌，这是练洋枪所应当变通的地方。
在军队练习的阵式方面，以前所练的方圆旧阵，早已不合用了，即如当时各处练习的洋操阵式，也不过徒壮观瞻，所以改练了一些临敌散队麇聚的方阵。这种方法，可以在作战之时，在顷刻间令一营变为无数小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又须互相救应，可分可合，这是新阵式变通的地方。
此外，为避开子弹，还进行其他的一些方法，如训练掘造地营的方法。要想轰击，就要练习安放地雷的方法；要想逾壕越岭，就要练习健步疾行的方法；要想焚毁敌营，就得练习洋式火箭的使用方法等[36]。
还有散操法，要求多多操练，散操时一哨之前必须选出领排之人，应在未打枪之先，大呼勇丁应用多少码子。打枪以自测标靶距离为最要，自习洋操以来，此层讲求已久。同时，方阵、圆阵是经常进行操练的常操，以防马队来冲，可用小圆阵，不可用大方阵。中国名叫散星阵，营中已时常演练。“十余年前法国用此阵法，大者叫大不龙冬，小者叫小不龙冬”[37]，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训练方法。
平时训练接仗操演等事，按西法都是归哨官、哨长督率。但当时的淮军营中，哨官等与兵勇同伍，似乎有些不合宜。应当临时责成哨官等主持变化，勇兵须视哨官之指挥，哨官须调度一哨勇丁，不能倚恃教操者调度。哨官等兵器要用梅花筒手枪与身边长刀，营官统领也宜用这些武器。哨官各官，原以督率兵勇，指挥进退。但是，洋员检视时，原只令其排班站立，并非操演。临阵时要与兵勇一律持枪排列。哨官为本哨之首，不同形同木偶。所以必须令其与兵勇一律操练[38]。
淮军中常训练“散开行走法”。步队交锋时，不可令一营成紧队，嫌其太聚。由于西洋军火猛利，若成紧队，则枪炮所及，伤损必多。所以必须训练散开行走法，这与军中之前所练的散星阵法，含义相差不大。有的还训练工队，以作步兵壕垒的监工，由于担心延时太久，只能教步兵自为，工队只能练习浮桥等事。至于开挖壕沟之事，习练已久，原来所练习的挖壕、筑垒等事，与工队有相同之处[39]。
淮军中对有功的军官和洋人教练进行奖励。英兵官琅威里等教演船炮阵法，德员汉纳根监造旅顺炮台，均甚勤奋，卓有成效，照总理衙门前奏颁发宝星定章，分别等次，给以嘉奖。对军官也进行奖励，四川提督宋庆，署湖南提督周盛波，广东陆路提督署通水镇总兵唐仁廉，记名提督天津镇总兵丁汝昌，安徽皖南镇总兵史宏祖，记名提督大沽协副将罗荣光，候补副将郑崇义，记名总兵黄春源，二品衔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刘含芳、袁何龄等，“均请旨交部从优进行奖励”[40]。
请德国教练，也涉及练兵口号的翻译问题。在这方面清军也做了不少努力。原议凡教华兵中国未定章程口令之时，应暂以德国口令教之等语。但从前习英国操时，曾用英国口令，如“发威马齐”（即华言快走），“苏咙来得保非司”（即华言，枪左右扛，两不相触也）等口令，不一而足。当时皆练演使熟，唯洋语难辨，兵勇人数众多，若平日无事之时缓缓操习，原不甚难。今则防务正急，又有新募之军，骤教以德国口令，恐非一时所能通晓。因思洋员来华者，每军不过二三名，性多灵敏，学习语言较易，若令将德国口令译成华语，使德员习之以教各营，似属两便。“与其以德语教华军万众，难于一律，何若以德员习华语，不日可以渐通。”[41]
以上中西结合的训练方法，使淮军的军纪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作战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
自强运动期间，在欧洲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各地一些经过集训的清军部队无论是在掌握军事技能方面，还是在提高这些“勇士们”的士气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情形还只是个别的特例，淮军是一个好的例子。
虽然清政府有大量的“原始兵源”，但通常这些“原始兵源”无法训练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论及武器装备，大量的清军，其武器装备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更新，大部分还在使用陈旧的武器。他们花费巨资购买枪炮，但这些武器在他们手里却发挥不出其应有的威力来。北洋方面，虽在沿北河一带建造了一大批防御工事。但是在强敌面前，这些所谓的防御工事就显得十分低劣和无用。李鸿章任职期间在这些无用的工事和军火上浪费了大量的国家资金，但是效果却不能发挥出来。在清政府中有批主战的官员坚信，他们只需再获取一些欧式武器，就可以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念头促使他们不断地扩充军备[42]。
当然，相对湘军而言，淮军在操练方面确实已有很大的进化。湘军重在练体魄、训体力，操作马矛技术以及马枪、抬枪、劈山炮等技能。淮军在这方面也在加强的同时，更多的是增加了一些新的训练内容，多少有些与时俱进的意味，体能的训练也依然受到军队的重视，同时军队还重视西式操法和西式枪炮等技能的训练。这些情况表明淮军在这方面的变革已经走在了当时中国所有军队的前面，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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