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后勤建设与影响-更新而不去旧　

后勤组织系统的建设：

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与湘军同）。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是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淮军前线，分发给各路淮军，湘军也基本相同。

粮台制首创于曾国藩的湘军，它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是相对应的，它也是直接受命于曾国藩。淮军的粮台则直接受命于李鸿章。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这方面，淮军基本都仿效了湘军的做法，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为湘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提供了充分而可靠的后勤保障。

从淮军的后勤人员来看，淮军也建立了长夫制度。1854年，曾国藩首先创建长夫制度，在军营中专门设置长夫，作为后勤人员，负责承担军中的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48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30名。各项工作共用长夫180名。500人一营，计100人用夫36名。

这样，湘军制度就把军队的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区分开来，让他们职责分明，这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可以保障后勤供应的及时与效率。但是，湘军没有把长夫作为军队的正式编制人员，是长夫而不是士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淮军等其他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种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长夫制度在近代中国军事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

1887年，户部议裁湘淮军的长夫，两军首领均极力反对。曾国荃的奏词比较温和一些。李鸿章的反对则更强烈，他说：

“伏查长夫之制，有关兵事强弱。自湘淮军转战南北，削平寇乱，其得力在于勇额足而拔队捷。勇额足则力厚，常以一营分扎两垒，故战守足恃。拔队捷则赴机迅速，不致贼退而兵始来。皆原于额设长夫，分执笨重之役，不使勇力过劳也。曾国藩老于兵事，所以为国家创法者，用意实为深远。议者谓长夫为征兵而设，防军可以不用。此仅因他省内地寻常分巡弹压姑为迁就之计，非所论于海防江防也。臣等所部各军，皆分扎滨江沿海要地，各有修筑洋式炮台营，及疏河垫道工程。防所距城市或数十里，或百数十里，且多孤悬海外，所需木石料物，薪粮子药，均须隔海搬运，资长夫之力。昔年行队坐营，皆用土枪炮，尚须多夫搬运。近年因备外患，所操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即如臣鸿章所部淮军，现领用后门枪二万余支，后门大小炮三百七十余尊。臣国荃所部湘营较少，而用后门枪炮亦多，其子药零件之笨重，可按册而稽。各炮台大炮，每尊重者至数万斤，开花子母实心各弹，重者至五六百磅，非数百人不能运一炮，非十数人不能举一弹，较从前所用增至数十倍。凡操后门炮，自炮目至勇丁，皆有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叫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挖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炮，各国皆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21]

湘淮军在后勤制度的建设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谨而且很有实效。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全国各省的勇营建设，对后来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都有深刻的影响，它们基本上也都采用了一样的饷章制度，只是稍加变通而已。这种后勤制度对于清末的新建陆军也有一定的影响。陆军的饷章确立薪水口粮制度：“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

这种后勤制度具有明显的优点，即它明显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可得一兵之用；防止了绿营中的冒滥现象，得以养廉。与绿营兵比，湘军到1862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的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兵在1853年以前的两年中，参战的士兵仅9．7万，军需银开支就达到2510万两，可见绿营兵在军需方面比湘军大，但没有什么军事成效，而湘淮军的军事作用十分明显。

后勤保障机制和供应体系：

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中能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信息等保障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勤保障机制会影响到军队后勤的物质建设与供给，它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必不可少的内在联系，是军队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保障。

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两大部分。

在物质供应保障中，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重要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武器装备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到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了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造新式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第一艘中国的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此背景下，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清政府拥有了当时在亚洲数一数二的海军，其舰艇吨位数具有相当的数量和影响。但是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来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类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复杂和困难。这种情况也造成晚清时期清军在武器装备保障方面的型号混杂，难以维修等困难。淮军虽说在这方面算是比较好的，但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后勤方面的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的近代化进程。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之前，清军的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和新式军舰，军饷开支所占的比例不大。当然，经费保障与清政府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连。这时期的清政府在财政上的压力比原来更大，因为不仅要养大量的正规军队——八旗和绿营，同时还要养大量的防军和练军。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另想法子解决财政上的困难。(www.xing528.com)

曾国藩创办湘军，清政府在财政方面所给予的最大支持莫过于允许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就地筹款。这种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为清政府财政权的下移打开了缺口，厘金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得以设立的。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兵权、筹饷权均归清中央政府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

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湘军的创办，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军事局面，各省在练兵筹饷的号召下，各自为政，各自练兵筹饷，各自购买军械，地方督抚大权独揽，甚至不让中央过问，于是财权和军权都有下移地方的趋势，督抚专权成为一种必然的态势。而这种局面对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体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此，后勤就无法实现指挥权的大一统局面了，这同时也加深了清军后勤保障的难度。

从淮军饷源的种类上来看，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开办军事工业，所需的军饷越来越多，军饷的筹措办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项来源变化不大，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厘金则成为各省军费的重要来源。

厘金在晚清军队饷源上的重要性在各省中都能体现出来。如湖北省，该省设局抽厘始于1885年，两年的时间，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省设局抽厘比湖北省还早，经曾国藩等人的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主要有三大饷源基地，就是江西的牙厘、湖南东征局的半厘、广东的粤厘。可见，厘金成为湘军和淮军最主要最稳定的饷源之一。

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

晚清军队在交通运输以及转运体制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轮船、火车等近代交通工具的使用，中国传统的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不仅用来作战，同时在平时还可以承运作战物资和民用物资，一举两得，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后来，清政府还修筑了大约380千米长的铁路。刘铭传在台湾的修路活动更是积极，且富有成效。铁路在陆运中所占的比率虽然不大，但是它却具有变革的重大意义，同时，晚清各省军队所用的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进行的，铁路有时也能利用得上，说明晚清军队在交通运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意义不可低估。

在通讯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

电报为行军所必需，除便利商务外，尤必设法推广，以备收发军信之用。李鸿章在奏折中强调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法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可谓灵捷。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需一日。而由上海至京城，当时是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才能到北京。如遇海道不通，由驿站必以十日为期。上海至北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消息反迟十倍。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还早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了。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因此，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1874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电报之利，并奉旨饬办，但是清政府中的保守派由于因循守旧而迄无成就。1878年，李鸿章曾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军用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于是改用华文，较前更加便捷。如传神密要事，另立暗号，就是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泄漏之虑。从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俱关紧要。因此极需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蚀坏。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的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年半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需要有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此项经费计划由李鸿章于军饷内酌筹垫办。等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然后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

李鸿章于是设立了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这样就可以权自我操，持久不敝。同时请清政府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山东巡抚、漕运总督，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电线，忽使损坏。李鸿章在南北洋设立电报，实属有利无弊。陆路具体由天津至江北镇江达上海，安置电线^[22]。

李鸿章在1880年8月奏请由天津陆路循运河到镇江、上海设立陆线电报，筹款垫办，等办成后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接办，并设电报学堂教习生徒，自行经理。1882年8月清政府上谕，现在筹办海防，南北洋必须消息灵通，以期无误事机。李鸿章所请是为因时制宜起见，即着妥为筹办。并着江苏、山东各督抚饬令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勿任损坏。着照所议办理^[23]。

李鸿章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商立合同，代为购料雇人。从1881年5月初动工，到10月底竣工。中外消息瞬息可通，仍照奏案招集商股，自1882年3月初归商接办，由官督查。1882年间朝鲜内变，清政府急调南北水陆各军，实赖电报灵捷。其赴机之速，为从来所未有，成效已灼然共见。

随后，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商定，劝集华商，又接办由上海到广东沿海各口陆线，以保中国自主之权。京外筹商军国要事，调兵催饷，也得一气灵通，这对于洋务、防务实有裨益。同时对于商民的转输贸易，也靠电报速达，其利益更广。李鸿章于是饬津沪电报局委员盛宣怀等传集众商，计划自苏州、浙江、福建通商各海口以达广东，与当时粤商所办陆线相接，计全长有3000公里。照津、沪陆线成本工费核算，约需银40万两。而沿途分设局栈，请旨饬下苏、浙、闽、粤各督抚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等。总计经过浙江省的湖州、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府，福建省的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府，广东省的潮州、惠州二府以达广东省城广州府，约共2825里^[24]。

在机构建设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负责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