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的近代化,不光是武器方面,还体现在营制方面和新式炮队的组建。
洋枪队的创建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创新。淮军初起,以营为单位,每营由刀矛、小枪、抬枪、劈山炮等队混编。进入上海后,淮军各营已编配有洋枪小队,淮军程学启部还组建了洋枪营。这在当时是一种营制上的创新。炮队的组建也是一个创新。淮军由程学启和刘铭传所部炮队,组建成专门的炮兵部队,并接管了常胜军的炮队600人。淮军共组建了开花炮队4营,均装备了开花炸炮。到1877年淮军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了新式的炮队19营,装备了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114尊。此外,淮军还增编了名为“长夫”的“工程兵”。这虽不是创新,因为长夫之制源于湘军,每营设180人,承担搬运弹药、军装、抬枪、劈山炮等杂役。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淮军的长夫则主要担负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和疏河、修路等工程任务,有点类似于西方早期的工程兵。另外,淮军中还编有骑兵部队。它与旧式的清军骑兵不同,因为其弁兵皆装备有双响短洋枪。
淮军的近代化还体现在其训练方法的改进与西化。
淮军到上海后,李鸿章就密令其将弁学习外国军队的临敌布阵方法。淮军将领刘铭传聘请一名法国军官,在营中教练施放洋枪。李鸿章更令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炸炮、洋枪之法。再到后来,李鸿章又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选雇德军退伍军官24人来华,到淮军各营教练枪炮技艺和西方战阵新法。同时派淮军将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国,入武学院学习德国最新枪法、操法、设伏、绘图、布阵等军事技术,他们学成回国后,即担任淮军的军事教官。
淮军的近代化还体现在它逐渐推行新式的军事教育。
李鸿章除派淮军部分将弁出国留学外,还自行创设了军事学堂。1885年,李鸿章奏准在天津仿照西方军事学院之制设立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10余人为教官,挑选淮军弁兵入堂学习。学堂设置的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生除完成专业课程外,每天还要操练炮队、步队、工兵队及分合阵法。学生毕业后,回原单位传授所学军事技术。军事学堂的设立,对于新式军事技术的普及具有重要作用,又反过来促进了淮军其他方面近代化的深入发展。
同光新政时期,在奕的倡导下,练兵活动在直隶和沿海地区逐渐展开。通商大臣崇厚首先在天津聘请英人教练绿营兵丁使用洋枪,总理衙门也派京旗兵丁赴天津接受训练。上海、福州督抚将军也在仿照天津练兵章程,聘请外国军官训练兵丁。两广总督劳崇光也奉命聘请英人训练广州旗、绿各营兵丁。(www.xing528.com)
在上海地区镇压太平军的淮军,也参加了这个练兵活动。在北京的指示下,李鸿章大办洋务,大量购制洋枪洋炮,聘请洋人训练淮军。以后,随着洋务运动不断地发展,淮军的近代化也日趋全面、深入。淮军的近代化,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清军。北京方面对李鸿章在江苏的练兵活动以及淮军的近代化给予了充分肯定。淮军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对西方的军事科学、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的引进,推动了中国军事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军在中国军队由旧式军队向新式的近代新军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17]。
淮军训练的方法中,有很多种阵法,如所谓的“鸳鸯阵”、“三才阵”等。“鸳鸯阵”只是一个小队的二路纵队。“三才阵”则是一个小队的横队形。除平时训练外,淮军还沿袭了湘军一项用于战阵的方法,即所谓的“站墙子”之法。
湘军与诸军并峙,其作战的法术,最成功最优于其他军的一点,就是“站墙子”。原来谈湘军者,只注意到湘军队伍的组织纪律,以及沿用“鸳鸯”、“三才”等阵法,以及湘军心志的统一与勇迈的气魄,而忽略了它的特长“站墙子”。曾国藩制定站墙子的方法,作为湘军每天的主课,计早晚两次:早上五更三点放醒炮起床,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闻锣声则散;午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夜间则派一成队站墙唱更[18]。这其实是在作备战行动。曾国藩用兵,最主持重,首以先立地步为准,故能经久不败,胜过诸军。
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以奋勇胜敌,并不知湘军的训练方法。后来到曾国藩门下学习,才领悟到站墙子的重要,于是就用以教练淮军。李鸿章曾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19]所谓的站墙子,就是每营筑一垒或土城,兵勇持械立于子墙,以备来敌,时加警戒,敌自无法用其奇袭,则其军常可自立,而居于主动地位。
对于军队的外出打仗,曾国藩也有方法: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望,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20]。这些方法,李鸿章也学到了并用于淮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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