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法越构兵，滇粤边防开始紧张起来，中国西南边境处于战备状态。
1882年以后，中国沿边地区的大部分省份都开始增募练军，尤其是东南和西南地区。清政府不断下谕令这些省的督抚，要其妥为筹备。同时刘长佑还派员带兵出境，以剿办土匪为名，相机保护。这说明当时清政府对于西南和东南边防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同时派曾国荃、岑毓英出任湖广总督和广西巡抚，要他们抵任后，“各将该省水陆边防事宜悉心规划，能筹全局，彼此联络声势，会商妥办”[159]。
曾国荃接任后，对广东省的边陲地势、水陆要隘、一年财赋收入支出、全省兵勇的强弱多寡以及一切布置情况，详加考查，并与广东巡抚裕宽及藩司道详细讲求。他们一致认为，筹边莫先于治军，而设防必期于扼要。
1882年4月，法军攻陷了越南河南省城，广东巡抚裕宽即派记名提督黄得胜招募劲勇二营前往钦州防守，并派兵轮船六号拖船由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驶赴北洋洋面驻扎操防。随后由福建省拨到的轮船两艘，也派赴该处洋面。这说明当时粤东开始重视水陆边防了，而且取得了一些成效。
但是这些重要国防事务的办理，却受到财政上的严重困难的制约。广东省每年筹解京饷、协饷，已属万分竭蹶。加以该省应支兵饷及文武养廉、缉捕勇粮等项，历年都收不敷支。若议筹办大队水师，则当多购铁甲兵轮，计非两三百万不可，只以需款过巨，以广东省当时的财力、物产均不能购办。且船炮等项必须购自外洋，制造之艰难，运送之迟滞，计非三四年之久不能得此利器，所以广东省饷需不能办理新出现的繁重防务也在情理之中[160]。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办理边防，计划将总督张树声指定的雷艇、鱼雷、洋炮中号、次号大炮等件，令善后总局司道先行设法筹款。议定价值数目，出洋购买。此外，铁甲轮船大炮等物，则不得不度财量力，审慎经理。
同时，云贵总督刘长佑也做了相应的边防布置，增募了练军8营，将贵州省防军调到保胜驻扎。而广西省的防军也已出关屯守在中越边境。这样与粤东陆路钦州之防师，水路廉、凉之轮艇互为犄角[161]。
19世纪中叶以后，广东省历任总督、巡抚，都在筹办海防事宜，大都是以省城为外郡之中权，虎门为省城的门户，因而议修炮台，议练水师，又拟购巨炮，制造水雷，作为守御之备经营布置也有一二十年了，但是大都因为财力不充，事功难就。就是省河及虎门、黄埔等处修建炮台各工，直到中法战争前夕都没有一律告成。历年购置的水雷、枪炮，为数虽多，但以之分布各处炮台，仍显不足。此外，沿海各处，如东路潮州之汕头，仅止修成崎岖炮台一座。其余惠、雷、廉、琼各郡，更属兼顾不遑，这些都是当时广东海防中所存在的问题。“今法人构兵，外人借以生端，欲挑衅于中国，粤东洋面，实为外人入华首要冲突。先时之防，势不可缓。”[162]
洋务运动中后期，中国边疆危机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中法战争期间，中国南北洋都加强了防务事宜。南北洋筹办防务，都以制造船炮为第一要义。而各省所设机器、轮船等局制造机械，又以煤铁开采为大宗。湖北、安徽等省矿山，有仿照西法设厂开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中国军事变革需要经济上的强大支撑。
从贵州省的情况来看，全省制兵（各标镇协营）可以分为战兵和守兵两大类，战兵约有9671名，守兵有7861名，岁支官俸、兵饷共合银41万数千两，为数甚巨。同时还另外设立练军。而缉捕巡防，还有疏虞。其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军队平时不能认真操练。还纵容各弁浮冒名粮，任用兵丁，借口防所、塘汛、堆卡零星散住，以致将官左右罕有得力的兵丁，这样在贵州省边防上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www.xing528.com)
在这种背景下，1883年边防吃紧之际，巡抚岑毓英加强了对贵州省制兵的整顿。他将守兵仍留守塘汛、堆卡，将战兵提出来，分为两班，如果是提镇标下，就让他们分扎提镇及中军衙门；如果是副将游击都司营头，就让他们驻扎在该副将游击都司衙门。配齐枪炮器械，逐日操练，务使技艺娴熟。无论日夜，遇有盗贼，立即出队拿办，以免疏虞。所有战兵守兵，均随时查点，不容短少。“庶兵不虚设，饷不虚糜。”[163]
广东省筹办海防事宜，加强了对制兵的改造和整顿。同时加强了对炮台的建设，增建炮队。广东省修筑虎门威远、下横档炮台两座，省河中流砥柱炮台一座，大黄滘岗绥定、镇南炮台两座。又添筑定洋、绥远、定功、永固、保安土炮台五座。还有潮州、汕头添筑土炮台一座。均于1882年12月一律竣工，所用工费共银92万6千余两。这次建筑各炮台，均系参用西法，所用铁板等物购自外洋。各炮台皆配有洋炮，各营守台、勇丁所用快枪，也均系先后赴外洋购办的[164]。
北京方面，清政府加强了战争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在所下的命令中，已经看出了战争不可避免，认为法越构兵一事久未定局，法使脱利古与李鸿章会晤，以中国是否助越为言，意在挑衅，甚为叵测。所以要军机大臣亟应先事筹防以杜狡谋，命令曾国荃将沿海防务实力筹办，认真布置，不可虚应故事，徒令外人轻视。同时，清政府还指出，专就贵州省而言，苗疆原设重兵镇守，额兵超过三万人，承平日久，营务废弛，迨至变乱迭生，老弱散亡，莫可为用。故不得已募勇以济兵力之穷。等肃清以后，前巡抚黎培敬任内规复制兵五成。岑毓英前任黔抚时，以各营防勇挑补十成足额，仿直隶章程提马战兵为练军，设统带、管带官驻防要隘，不准另设勇营，所以黔省之兵皆制兵而无防勇矣[165]。这种改革一方面说明贵州省正在加强边防军务，同时另一方面也指出军务改革势在必行。
到了光绪末年，中国陆军中加强炮队的建设更为明显。
1895年，据云贵总督崧蕃奏，近代海内用兵率以枪炮为军中利器，滇省边防紧要，尤宜及时讲求，原设有开花炮2队，分扎大理府蒙自县两处，为数太少，实属不够分布，而且旧存的炮位尚多，于是专设委员、管带训练，以资调遣，将云南一提六镇原兼带的练军，另委管带之建中营，调到省城，全数改建为开花炮队，每勇10名设开花炮一尊，派熟习测量之员督率，认真讲求，“严定赏罚，技则务求其精，发则期于必中，庶责有专归，用收实效”[166]。
1896年，江苏省的江阴镇江狮子林，改安大炮，专派炮勇，加给专饷，添派华洋员弁操演，渐有起色，于是又将沿江次第大小炮位，一律改设专勇，分为四路，以吴淞、南石塘、狮子林各炮台为一路，江阴南北各台为一路，象山、焦山、都天庙、图山、关南北岸各台为一路，金陵狮子山、幕府山、钟山下关各台为一路，每路设一总台官，炮勇均由专台官督率，由洋弁会同学堂出身的炮务委员教练。其大小炮位视炮弹之轻重、配勇之多寡，分别等差，优给口粮，月支薪饷。酌汰防营以抵增出饷项。
但是这种分路设防方法未必尽善尽美，所以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对此进行筹划，增设从外洋购进的新炮，购进四十磅子快炮十尊，分别安排各路，还有四十五磅子快炮二十尊，也分路进行安排，并从德国请来炮台洋员，分别勘定地势，酌情安设大炮[167]。
与此同时，广西也加强了炮台工程的改造和建设，尤其是沿边地区，同时其他省区也在加强炮队的建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