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几个典型省份的挑经战之勇丁来补充绿营缺额的情况进行分析。
江苏省对绿营进行改造和整顿时所采用的方法很多，除了实行营制变通、裁兵增饷外，还适量挑选一些经战的勇丁来补充绿营的缺额。在捻军刚被肃清后不久，散勇纷纷回到江苏原籍，江苏省城空虚可虑，留防江苏的军队先是侍讲学士刘秉璋所部各营，接着是江南提督李朝斌所部陆营，均经陆续调征遣散。
1864年，金陵克复太平军战败后，清政府内外臣工所提的建议中，有不少人就提出裁撤勇丁以补额兵，清政府也同意这种做法，所以下谕旨通行酌办。但是一些省份并没有按照这种方法来改造绿营。江苏省能这样做，算是一个较好的典型了。马新贻在江苏省酌改勇丁为绿营兵，将原来的老弱绿营兵逐渐裁减，一些省份也有仿行。
当然，这个方法并没有全面推行，由于勇丁数量过多，绿营名额有限，再加上勇丁口粮比绿营兵优厚得多，很多勇丁不愿意加入绿营，所以江苏省在推行这个办法时只是适量推行，且数量是有限的。
当然，裁勇补兵，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勇粮较兵饷为优，勇丁一般不会愿意背井离乡，就此数钱两许之饷，如果不增加饷银，勇丁是不愿为兵的，这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当时两江总督李宗义，在上奏中对于改勇为兵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江苏省兵额久未募补，勇丁全系乡民，或者因地制宜，尚易措置，至于各省情形，则迥不相同，自东南肃清以后，议者都主张改勇为兵，则兵丁皆已熟娴战守，勇丁不致游荡无归，似属两全之道。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不知兵与勇判然两途，其情各不相属，其势断难强同。兵则向系土著，勇则招自他省，这是主客不同。兵则分设塘汛，数极畸零，勇则合驻营盘，气皆团结，这是聚散的不同。兵则马兵领饷至多只有二两，勇则散勇领饷至少亦在三两以外，这是厚薄的不同。兵则常有护饷、押犯、缉捕等差，不能时时操演，勇则专习枪炮、刀矛、藤牌各件，必须日日练习，这是勤惰的不同。
李宗义指出，以上种种不便，如果改勇为兵，即使勉强从事，也恐收效甚难，而流弊更多。养兵养勇，各有利弊，大率承平之世利用兵，艰难之时利用勇。自粤匪倡乱，捻回继起，各省改兵募勇，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今日改勇为兵，恐有缓急难恃之虞。这是各营勇丁碍难改为额兵的实在情形[111]。
至于裁撤之说，各省军务虽已定，而关外之军事正在进行，粤西之灾患已平，但隐忧甚大，伏莽尚多，现在存留之勇，均系久从征戍之人，器械齐备，技艺纯熟，成此规模，实非不易。一旦遽议遣撤，不特欠饷甚多，无从筹此巨款，且将来设有不虞，再行招募，必非旦夕所能集事[112]。因此不赞同裁撤勇营。
从当时江苏省的情况来看，除直隶总督李鸿章留防淮勇外，只有合字6营，星字、夙字2营以及抚标新练之营，人数不多。1871年前，总督曾国藩在上奏中建议在沿海、沿江各省精练陆勇12营，但因兵饷两难未能创办。因此，未定之局既不能竭力扩充已成之局，似不宜轻言遣散。目今各省勇丁只宜减，而不宜撤，或就防勇最多省份酌减一二成，以省靡费，其余应俟海疆无事内地大定后再行从容裁撤，熟筹安插之方。“现在仍应如意训练，不使日久生懈，虚靡帑项，其绿营未足之兵额，不必遽行募足，以冀稍节饷需。”[113]
李宗义的这个建议，对于当时清政府是否推行以勇丁补足绿营缺额的政策，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除江苏省外，湖南、广西等省在改革绿营的过程中，也都实行以勇丁来补充绿营额兵。云南、贵州等所改造的绿营士兵，其来源也都是勇丁。此外，陕西省巡抚蒋志章在整饬绿营的过程中，也是改勇归兵，计划在裁撤客勇中改换土著，“以期规复营制”。
还有陕西省，1871年陕西巡抚蒋志章议覆整饬绿营，改勇归兵，拟于裁撤客勇之际易以土著，以期渐复营制，清帝下谕令，“营务废弛已久，着即实力整顿，俾士卒皆成精壮，饷糈不至虚靡，毋得徒托空言，是为至要”[114]。(www.xing528.com)
此外，新疆省也是一个典型。
新疆满洲绿营官兵分布南、北两路，有驻防、换防之分，驻防者携眷之兵，永远驻守，如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的满洲绿营都是如此，吐鲁番的满营也是如此。北路的塔尔巴哈台满兵则自伊犁调拨，南路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乌什阿克苏满兵则自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调拨，其绿营兵则自内地调拨，都是轮班更替，并非常驻之兵。伊犁驻兵比乌鲁木齐驻兵多，有满洲蒙古八旗兵，有绿营屯兵，有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兵，环卫森严，所以“靖边围而资控驭，最为整肃”[115]。
1882年，据帮办新疆军务提督张曜所奏，新疆局势大定后，当时的重要任务是裁汰勇丁以节饷项。裁汰勇丁可以规复兵额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营制之宜变通者有三：一是增加骑兵，二是重火器，三是设游击之师。各省绿营定制，步多骑少，扼要防险。战于山谷，步兵之利。但在平原决斗，则是骑兵之利了。新疆各城，广川大原，应当增加骑兵。军兴以来，火器越来越精，火器比其他武器先进。外国水师能获胜就是凭这先进的火器，而且火器越来越先进。
至于各城营汛，设立制兵为数不能过多，但新疆南北两地应设立游击之师，居中驻扎，统以知兵大员，此项兵丁不供不役，规模严整，以期士气常新。遇各城有事，风驰电掣而赴之，无事之岁南北两疆各边界，定期会操，振武扬威，追捕奸宄，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也是应当变通的，所谓变通营制方能永固边防。
至于各城兵额，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呈明，请就关外现裁营勇，选其精壮耐劳者编成制兵，改行饷为坐粮，实为良策。在此背景下，新疆的兵额大都由勇丁来补充。当时关外营勇有籍隶陕甘离新疆较近的，也有籍隶东南各省自小投营转战新疆的，这些勇丁用来补充绿营缺额，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久经战阵，可期得力。“所谓裁汰勇丁即可规复兵额也，边域要地，治兵为先，兵强则边固，边固则民安，民安则事理矣。”[116]
那么裁勇补兵是否可行这倒是个大问题，这是因为勇粮一般都比兵饷为优，勇丁不愿为额兵也在情理之中。只有地方裁额并粮，变通营制，渐次办理。
如何变通？绿营饷制，每月马兵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如此他们必借小手工、贸易以谋兵畜，不能禁兼别业，不能责令专操，技艺更不论了。遇有调遣，数日不能成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其办法就是裁额并粮，以两饷挑养一兵，让其无家室之累。仿勇营规制，如额兵一万，分作20营，以一半驻守，一半巡防，无事则计日操防，有警则随时援应。申明纪律，不准再蹈绿营旧的习气。这个办法，在新疆实行得很好，当时新疆设立提镇各官，奏请按照楚湘营制，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渐次办理，兵现减额，原设的将弁兵丁也应随之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马乾、薪红银两，职分大的一官可以抵百兵之饷，职分小的也可抵数十兵之饷。曾国藩筹议安徽绿营，奏请将零星孱弱之兵一律裁撤，营汛将弁暂缓序补，诚以裁汰兵丁必须先裁汰将弁，其用意十分明确。
绿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以及左右役使都十分严重。如果能先裁将弁以并营，则所并之兵已现多，以后逐渐裁兵，停止招募，“有缺额千员，即将现兵挑五百精壮补之，给予双饷，绿营精壮不足即以营勇拨补，作为练军一营，均照勇营章程办理”，这样可以兵归实用，勇可渐裁，“亦可节省饷项之一道也”[117]。
为了增加国防军的实力，清政府甚至还想充分利用江南一带的乡兵、土兵，此议起于同治元年五月初御史华祝三的奏请建议，他在“江西、福建情形吃重亟宜训练土兵以资战守”一折中首先提到训练土兵的问题，清政府要“在江有年熟悉地方情形”的沈葆桢和曾国藩妥善筹议，并“妥筹酌拨”。当时江西省的实际情况是“濒年被扰，向借楚军之力为之驱除”，而地方主义又十分严重，“官绅咸以留本地之财养本地之勇卫本地之民为请”，沈葆桢提出此议有四大困难：“筹饷难”、“择将难”、“选募难”、“训练难”。所以他建议：“愚以为谋江省自立之策莫如先练额兵。”[118]
总体来说，江西省的额兵较他省为少，全省计只有12000人。因此所采取的整顿办法是，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作两班，一班调省及两镇操演，一班留本营汛弹压，半年一换，除在本营汛者照旧领饷外，其调赴操演者酌加练费，以资津贴。练成之后责成两总兵轮流带赴皖、浙助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