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的练兵活动，开始比较早，并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后，就委派洋参将署中军赴省城负责练兵事宜，令他先挑选本标兵丁练习刀矛枪炮，听候调阅，这是福建省城绿营兵较早进行练习的代表。
当时福建省城练兵1500名，雇请洋弁当教练，约明只雇两三个月之久，等军务平定后即陆续裁撤，但还留数人教兵兼教将。等数月后兵将学精技艺，洋弁才撤回其国，由税务司代为筹谋[69]。这些洋弁所教练的兵丁、军标多一些，而督、抚两标却少一些，起初大约以1500人计算，军标600人，督标450人，抚标450人。其口粮是每名每日另外加饷银五分或六分，以三个月为度，管带之员带领旗绿各兵扎营校场，每日监同习练，不准怠惰[70]。这是福建练兵的开始情况。这期间，由福州将军文清派兵六队交给英国轮船弁兵进行操练，后来又分由法籍税务司美理登训练一批中国兵，由英国翻译官有雅芝训练一批中国兵。
福建省计划请外国武弁练兵，先教各兵洋枪，等枪法熟练后，再行教放洋炮。因福州向无洋炮，于是请美理登帮助在香港购办行军大铜炮4尊，西瓜子炮码火药37箱，装驾大炮车并炮子火药轮车共16辆[71]。但是当时英国水陆提督不肯将此炮械卖给中国，后来英国钦差卜大人往广东，才准购买，饬照英国工本给发，共给价6700圆。于是仿照上海等处挑选弁兵练习外国兵法，于1864年8月开起试办，福州税务司美理登议明法国教习及通事并洋兵人等薪水，月需洋银740圆。
1865年2月，美理登另雇外国教习20人，挑选营兵700名，令其训练，各项薪粮每月共洋银2640圆，议明两三个月后，如军务肃清，内留一半，以九个月为期，全数裁撤。后为左宗棠分派督标3营兵丁200名、福州城守左右军兵丁300名、抚标左右营兵丁200名、酌委营弁12名管带，与各教习于南校场设厂驻营，进行演习，于2月17日开办[72]。
不久，福州英领事官齐雅芝奉英国全权大臣之谕，以总署议会派拨教习赴闽练兵，计划由香港调英国参将1员并带兵3名前来训练。左宗棠即另挑旗兵300名分请该教习操演，议定每月薪水及各项杂货费约共需洋银500圆。英桂派委协领2员、佐领1员、防御、骁骑校等员及随营差弁共6名，管带精兵300名，分札东校场，另行设厂操练[73]。
左宗裳在福建期间，对福建的经制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指出了练兵加饷的理由，然后上奏朝廷。左宗裳在奏文中是这样分析的：
常言道，养兵百年不可一日无用。清朝绿营兵丁总数有60万左右。太平天国起义后，东南各省只有广西、金陵曾有调用制兵之事，其余各省都是招募勇丁以资战守，用兵十余年，转战十数省，而绿营绝少调发，先是以勇丁助兵，接着又以勇丁代兵；开始是以将弁领兵，接着又以文臣代将，这是当时中国兵事之穷的表现。
这样一来，问题也就严重了，各省招募日繁，而经制兵名额却没有减少，筹饷者即须筹战士之饷，同时又须筹不战之兵的饷，饷无可筹，不得不节缩额饷来应付，于是额饷积欠到数百万，等他们呼号迫切，又不得不稍为点缀以服其心。但是，按营点缀，每兵给银数钱，每月即需耗银数万两，在兵月得数钱之饷，不能半饱，在官月费此数万之银，已成虚掷，这是饷事之穷的表现。
左宗裳在闽浙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旧部楚军，未尝依靠闽省的绿营兵力。对于地方盗贼也须留楚军剿捕，不敢动用福建省的经制兵，是因为福建省的制兵不可用。崇安、建阳告警时，左宗裳所部还留在兴化。后来延平请兵，左氏调标兵300人前往，三日才开始出发，一个月就撤归，是因为患病者竟有100人，患病原因是水土不服，可笑如此。
绿营兵为何如此怯弱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可用之兵？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进行训练，有兵无练则与无兵同，练之不勤则与不练同。当时的制兵，陆兵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兵也不习驾驶，不熟炮械。将领唯习趋跄应，对办名册，听差使。那些所谓训练的兵，也不过是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的内容都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不能实用。省标还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抬枪，次第行走。完毕后就各自回去了，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久不操练，连所习的花法所演的阵式也忘记了。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炮，无从练习。名为水师，实际上是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起，站立不稳，更不用说熟悉沙线、惯历风涛之事了。所以，练兵是救时的急务。
当然，绿营自身官兵也想练兵，他们见勇丁靠功绩得官，感到羡慕，想到自己的胆怯而感到愧疚；有志向的将领见兵不可用，未尝不思练兵以有所作为；督抚、提镇也想练兵以稍宽咎责。而势固有所不能。营制马兵月饷银二两，马乾一两，战兵月饷一两五钱，守兵月饷一两，米三斗，竟用折价，近库款告匮，于是有给银欠米者，有半银半票者，除省标八营外，各标协营水陆官兵，银米牵算，每月仅得到半饷。
福建省的情况还特殊一些，地方十分贫瘠，谷米、豆麦、棉麻、杂粮的收入，不足供应本地食用，加上物价又贵，靠海船转运接济，物价方面，米一斗需钱七八百，中价也五百文，布一尺，宽者需钱六七十，窄者也要三四十文。从前银贵钱贱，兵饷易钱尚多，近则钱价日低，物价日贵，兵情艰迫异常，计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其奉父母养妻子者，更无论了。
这样，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弱病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人也多挂名兵籍，以小贸傭工为本业，而以余暇应付差操，至于下府民人之借当兵支门户者，抗官府，窝匪盗，名当兵而从不与差操者，其志并不在饷。饷额之薄如此，又从而减折之，不能赡兵之身家，并不能养兵之口体，不听其别营生理必不可得。兵既别当生理，不能按日演操，散居市里，不能一呼即集，训练有所不能施，禁令有所不能及，心志因之而纷，精力因之而懈，技艺因之而生，汰革则无精壮应募，激劝则无骁锐可拔，如是谓兵之冗杂怯弱，不可为兵，兵不任受。如是谓将之疏慵颓废，将亦不任受也。因此，加饷又为练兵之急务。
福建省每岁经出之费170余万两，罄经人之款抵放，尚短20余万两，频年兵事不断，协饷不到，入款积欠相因，实难敷衍。此时因练兵而加饷，饷从何出？方今各省绿营通病，只因饷薄不能练兵，而饷之薄亦实由于兵之多。与其欠饷，不如减兵，与其欠饷而仍养此无用之兵，不如练兵而益节此可惜之饷。这是减兵加饷的重要原因。
福建省的兵额为62000人，浙江省的兵额为37200人，合计两省为10万左右，这不能说不多，如果一兵真得一兵之用，制贼自有余力。何以巨贼入境，所到成虚，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并不能为一日之守？但国家每年所耗之饷，不觉得可惜吗？假如事前两省有素练之兵五万，用来保境和援邻，就已绰绰有余了。(www.xing528.com)
要做到精练，必须减兵，必须裁汰兵中的四种人：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这些都是无用之兵，也不用练。此外，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预操练之兵，实为军政的害虫，须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的绿营兵，至少不下四成多。士兵减少后，员弁也可酌量裁并，所裁的廉俸薪乾也可留养练兵。挑留可练之兵500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加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够，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勤练，而免散温荒嬉之弊。塘汛零星之兵，有名无实，甚或窝留娼赌，扰害地方，若并归总汛，聚居勤练，分段轮派巡缉，声势较完，访察易遍，较之三五错杂，无人管束训练者自然有所不同。所以，减兵只减无用不可练之兵，于兵制实无损。加饷即扣此项裁兵之银，于饷事也无所加。
基于以上这些分析，左宗棠自从广东凯旋回到福建省后，即饬省标8营，挑练兵丁，操练之兵每日加饷银六分，挑兵3000名，分三起，以次赴署箭道学习长矛、洋枪、抬枪；署陆路提督罗大春也挑练泉州标兵1200名，各协营转相效法，陆路练兵渐有起色。水师各营，咨行提督李成谋、护海坛镇黄联开，筹商办理，也有端绪。“大约水师以洋面为汛地，以樯帆为营阵，以炮械为技艺，弁丁必分两班，更换上船，出洋巡缉，熟知海奥形势，习用炮械，乃期得力，其减兵加饷，与陆军同。”[74]
可见，左宗裳在福建省对绿营所进行改造，开始挑练绿营兵中的主力部分，减兵加饷是主要的方式，但还没有建立独立的所谓“练军”。
清政府于是下谕令：“左宗棠奏筹议变通闽浙兵制一折，闽省绿营兵制额兵饷薄，素不训练，不能收一战之功，并不能为一日之守。据左宗棠所陈积弊情形，实属洞中窃要。该督现拟将无用之兵汰除四成，即以裁兵之饷加给存营之兵，并营抽练，所筹甚为切当。着即照所议办理，并着督饬水陆各营认真训练，务当切实讲求，不可有名无实。”[75]
福建省在后来出任的巡抚中，对于绿营的改造一直都在进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要完全进行制度上的变革也并非易事，清政府也不会轻易赞同。
福建巡抚王凯于1873年初上奏朝廷，请求建立练营（练军）以修武备。王凯在奏文中称，营兵生长本籍，各有家室，月饷仅足以养一身，而不足以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其力既各有所分，其人自不能常聚，暂时抽调成营，不独兵与将不相习，即兵与兵亦不相识。“勇则不然，募自外籍，孑然一身，厚其饷而无待他谋，聚于营而群相亲习。所以对于绿营的变通方法，则有‘化兵为勇’的方法，请饬各省督抚，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计得战兵若干，应设练营若干，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备弁为哨官，将官为营官，提镇统领之择要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至散处市里，练一营之兵，即抵一营之勇，饷不另增，兵有实用。”[76]
王凯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对绿营制度的彻底否定，要废除绿营，建立练军，以勇营制度作为练军的制度，清政府当然不会同意王凯的这个建议。
此前，1870年11月清政府曾下谕旨，指出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来就是权宜之计，而勇丁一旦遣撤就很容易滋生事端，如果不将绿营及早整顿，致国家费千百万帑项来养它，于平日不能用它，于临时身任封疆问心何安，着直隶督抚将所管各营设法整顿，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从这个谕令中可以看出，清政府还是希望对绿营进行整顿，使之变弱为强，而不希望将绿营废除。
而兵部则认为，福建巡抚王凯所提出的建议，其中减兵加饷一项是仿照江苏的制度；择要分扎一项是仿神机营直隶练军的制度，总期饷不另增，兵归实用，于兵制方面没有大的变更，而于绿营兵伍可冀整饬。但是该抚就练军的营制规模，请求“化兵为勇”，则难以推行。朝廷并不希望化兵为勇，而是希望裁勇练兵，甚至以所裁之勇丁来补充额兵之缺也都可以，就是不希望化兵为勇[77]。
从当时的绿营兵来看，改造和整顿的一个趋势是撤补缺额，兼欲变勇为兵。当时已经抽练的省份，大都能实力讲求和努力整顿。其余还没有议练的各省，也会以“减兵加饷”的方式作为裁勇练兵之计。所有省份都是就现有之兵，先行抽拨几成制兵，督饬知兵将弁，认真训练。所以裁汰勇丁，以勇丁来补充兵额，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可行的方法。
所以当时各省留防的勇丁，除必须留防的防军不能裁减外，其余应当分别裁撤，以节靡费。但这项裁撤的勇丁，如果绿营中有缺额，即挑选年轻精壮愿入伍者补充。如缺额不够，准其存记，依次挑选入营。如此一转移间，勇得归营，悉成经制之师。兵经久练，可任干城之寄，饷无须加，兵皆可用。整饬现在营规，并可消弭将来勇患。这当然是一举两得的美事，也是清政府所希望的结局。
至于减兵加饷的成数，各省兵额多寡不同。广东省绿营兵有六万人，甘肃省绿营兵有五万人，江西、河南、陕西等省绿营兵只有一万多，此多彼少，加减各有不同。就以“裁勇为兵”而论，这次军兴镇压内乱，最得力的部队，湘勇居十之六七，淮勇居十之二三，间亦有籍隶他省的勇营。从改勇归营而言，在湖南、安徽两省，措置比较容易，其余则相去较近的省份，尚可斟酌，如果相离过远，则势难推行。因地制宜，由各该督抚相机布置改造事宜。这是清政府的政策机略，清政府在原则上不赞同化兵为勇，但可以裁勇为兵，由地方各省相机实行。
至于练兵的方法，各省有可资采择者，就相机查照办理。山西省原议练饷不增加仍然依照原额，唯操练精强，有临时酌加犒赏一节，可谓用费有经，兼资鼓励，即行久远，对于政府财政是个减轻负担的方法，对于财政而言是有益的。河南省奏定章程，有更番出巡之法，仿照古人行则为阵、止则为营的遗意，以习劳苦而壮声威，这有足资取法的地方。在水师建设方面，有人提出长江水师管辖的地方进行处分加等的办法，这对于练兵也有一定的裨益。更有人认为，各省抽拨之兵，试办不过原额十之二三，其余的就不管了，这样势必造成绿营制兵的更加疲弱，能否克期陆续更替，将已练成者归营休息，没有练的依次调往更代，这才是最关键的，练一营而各营都练，通省制兵都成劲卒，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78]。
兵部对于绿营制度上的更改还是持否定态度，坚持认为只要训练绿营就可以了。“国家经制之兵垂二百余年，不敢轻议纷更，惟期实力整顿，所恃在练耳。不练则渐形疲弱，能练则渐冀精强。”[79]
福建省自裁兵加饷以后，该省水师各营实存兵6900余名，陆路各营实存兵16200余名，台澎各营实存兵4500余名，福州驻防八旗营兵2000名，水师旗营兵340名，统计存兵只30000余，“有事尚资勇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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