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创建练军的方法是具有代表性的，算是比较成功的改造绿营的一种办法。一些省份纷纷向直隶省学习，山西、山东、湖南、河南等省就按照直隶练军的方法，建立练军。这些练军是在绿营内抽练，其费于饷外略为增加。从绿营编制中抽出精壮人员来组建练军队伍，这个办法在1873年被兵部认为是应当给予优先考虑的，清政府在制度上已经允许练军的存在，说明其具有合法性。
其实，针对地方省区如何改造绿营兵的问题，最先提出要训练制兵的人是江西巡抚沈葆桢，他于1862年在上奏中，就御史华祝三所奏请的“江西、福建情形吃重亟宜训练士兵以资战守”一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江西省自立之策莫如先练额兵。当时人都说兵不可用，兵和勇之间强弱悬殊，但是兵不可用又不可裁，则国家养兵义将奚取？夫兵不可用非兵之过也，其月饷不及勇粮的四分之一，其升途有终身求拔一外委而不可得者，名利俱穷，无怪稍有所长者皆辞兵就勇。“司兵柄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而滥厕行伍者亦甘为人下，而不辞诚能鼓舞而奋兴之人，同此心岂有不可振作之理。”[54]
沈葆桢指出，江西省地处腹中，额兵较他省独少，但全省也有12000名，计划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作两班，一班调省及两镇操演，一班留本营汛弹压，半年一换。除在本营汛者照旧领饷外，其调赴操演者酌加练费，以资津贴。较募勇之费不及其半。“练熟之后，责成两总兵轮统带赴皖浙助战，俾智勇出众者得以及时自效，万一江省有警，自拨而归。”[55]这是同治初年在地方省区较早训练绿营制兵的典型省份。
1．湖南省
湖南省在改造绿营的过程中，最初就是向直隶学习，仿照直隶的练军章程创建湖南省的练军。这些办法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所变化。
当然与直隶练军相比湖南省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完全一样，中心内容是裁减绿营兵额以并粮，以两饷挑养一兵，厚其粮饷，集中进行集训，以一半集训，一半巡防，这样就可以逐渐改掉绿营原来的一些恶习。
湖南省对绿营的改造始于同治年间，当时绿营存在严重缺额的问题，所以就开始以勇丁来补充绿营的兵额，然后再学直隶方法，建立练军。但这样做不仅造成了“兵如勇势”的局面，依然还是不能使其化弱为强。所以在1885年以后湖南巡抚卞宝第对绿营又重新进行了整顿和改造，采用了裁额并粮和变通营制的办法。卞宝第认为，“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余人，每年薪粮计银一千数百万两，今欲化弱为强，兵皆如勇，非裁额并粮变通营制不可，变通营制非渐次办理不可”[56]。卞宝第指出，变通绿营的方法，主要是变通绿营的部分饷制。绿营饷制，每月马兵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这些兵必借小买手艺以谋事畜，还是不能改掉原来的积习，不能责令他们专习操练。遇有调遣，士兵或制造锅帐，或整理器械，或安顿家口，或雇名顶替，非数日不能成行，随意迁延，所以老问题还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卞宝第提出一项改造绿营的办法就是“裁额并粮”，以两饷挑养一兵，厚其廪禄，好让他们没有家室之累。仍然仿照勇营的规制，如额兵一万，分作20营，以一半驻守，以一半巡防。南营到北，东营到西，互相逻戍，令习辛勤，按时更替，以均劳逸，无事则计日操防，有警则临时援应，申明纪律，不准再蹈绿营习气。所有营官，都是在现职副参游中，挑选曾经战阵、谋勇兼优者担任。都守以下，充当哨弁。当时新疆所实行的办法基本上是照楚军、湘军营制实行的，湖南所采用的方法也基本是这样的。
当然，卞宝第强调要渐次办理，在减额兵的同时，还要减去原设的将弁，这是一项具有一定难度的改造项目。当时，绿营将弁，岁领廉俸马乾薪红银两，职分大者，一官可抵百兵之饷，小者亦可抵十余兵之饷。大学士曾国藩筹议安徽绿营时曾经奏请将零星孱弱之兵一律裁撤，营汛将弁，暂绥序补。主要是考虑到裁汰兵丁必须先裁汰将弁，这是兵弁共裁减的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为绿营积弊实在太深，隐匿空粮，摊扣月饷以及左右役使，不光是额兵的问题，还有将弁也会参与其中，所以裁汰之议，他们都会设辞阻挠，希图仍旧。可见积习之牢，真要破除它还是有一定难度。卞宝第所提的做法是，先裁将弁以并营，则所并之营兵已现多，以后逐渐裁兵。这样将弁不致借词梗阻。等全省有一千个缺额，即将现兵挑精壮500人补充，并给予双饷。绿营精壮不足，即以营勇拨补，作为练军一营，均照勇营章程办理，“庶几兵归实用，勇可渐裁，或亦节省饷项之一道也”[57]。
当时兵部会同户部对湖南省的这些做法进行了讨论，并议覆了升任湖南巡抚卞宝第的“奏酌改营制”一折，下令继任者王文韶悉心筹划，奏明办理。但是，王文韶在上奏中认为，裁额并粮这个方案，有不能遽议裁并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并不同意裁减绿营兵的办法。
王文韶说，以湖南永州一镇为例，兵多民少，专以入伍当兵为事，兵额有四千余人，几在通省五分之外，于此而议裁额，地方上就会有很多失业之辈。于此而议半粮，也非善策。这就是这些边疆各营不可以轻议裁半的原因。至于内地的绿营，诚不如勇营那样一律精健，但是勇营专于御侮，而绿营兵则例须当差，两者的职责是有区别的。如长沙协营额兵700余名，所辖十三州县，衡州协营额兵400余名，所辖七县，其间城池、塘汛、仓库、监狱及护饷、解犯等事，处处须兵零星别散，其势使然，这就是内地各绿营兵难以裁并的原因。湖南与他省不可强同，军务平后，湘勇回籍，浪游已惯，不能安分归农，失业之勇很难安插，无数游民积成隐患，似亦非善计。
王文韶进一步指出，湖南的兵数，除从前节次核减外，1864年，又将腹里及边务比较松的营汛分别裁减了四成（统计其裁马、战、守三项兵额3700余名），现计通省额兵尚无浮滥。1872年，王文韶担任湖南巡抚时，奏明在省提前标各挑练1营，每营500人，加饷虽不及双饷之优，但操防也比较得力，所以王文韶最后对于当时的营制以及练兵章程，“一切应仍其旧，不用再事更张”[58]。
这样一来，湖南省原先照直隶省练军章程所建立的练军基本上悉仍其旧，没有做更大的改造或变动。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进一步改革绿营，除了方案的更新之外，更主要的是人们的陈旧观念太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可见，湖南省的练军一直没有停下来，但真正有成效的是应当在后期才逐渐显现，张之洞可谓是得力人物。
2．山西省
山西省对绿营的改造和整顿最初也主要是照直隶的办法创建练军，但是具体的操作还没有学到直隶的精华，或者说组织的建设很不健全。
当然，在建立练军的同时还对绿营兵进行了整训，在这方面山西省十分强调一些特色的地方，就是在训练练军的过程中，力争在几个问题上有所突破，如选将、除弊、恤兵、化散为整和化弱为强等方面。
所谓选将，就是慎补署，课材略，严密考，这是择将的方法。所谓恤兵，就是除杂派、筹犒赏、禁洋烟等。所谓化散为整，就是和文武、联兵勇、合操防。所谓化贪为廉，就是革名粮、核虚冒、稽建旷。所谓化暴为良，就是勤缉捕、斥干预。所谓转弱为强，就是挑精锐、习技艺、缮器械。所有这些方法中，只有将领得其才，操纵才能得其术，才能完成改造的目的，所以将领才是最重要的。
山西省额设的兵丁有22805名。1853年裁兵案内，两镇共裁去兵2166名，在省城添募精兵1000名，实存兵丁21739名，除抚标及两镇标额设标兵外，分为40余营，再分为各州县的城守塘汛，以为协守城池、监狱及查帑盗贼、护送粮饷、送解人犯、传送营中公文之用。绿营立法之初，“原以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地，使无照顾不及之虞，其用意至深且远”[59]。(www.xing528.com)
但是，其立法日久而百病丛生，事事都形同虚设。一旦征调，往往在各塘汛零星抽拨，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识，步伐散漫，心存猜忌。这无疑是驱使乌合之众让他们走向死亡的阵地，这是没有作战能力的绿营的可悲结局。所以，在大灾之年政府不得不召募勇营以镇压内乱，但召募之费又繁琐，不得已而实行团练。
山西省的所谓练军，更多的是学习其他省份的练兵经验，开始整顿绿营兵，主要是参照直隶练军的章程建立练军。但其营制又不完全照直隶练军的营制，而是有所改变。它计划在全省营汛中抽调精壮者13000人作为先锋，以1000人为一营，立为13团营，统以副参大将，分布四边要隘，划境而守，东西南北地区各置一营或数营，联成一气。“期年以后可以成劲旅。常例马兵月给饷银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近又遵章扣去二成。以防兵之费，作练兵之费。”[60]
据1871年山西巡抚鲍源深所奏，绿营兵丁口粮微薄，自减成以所得益少，所领不敷，步兵既不足赡其身家，马兵尤不足资其腾饱，于是或假贸易以营生，或兼手业以谋食，欲责其朝夕操练，势有不能。
山西省练兵训练精兵章程规定，每日抽练若干名，其技之娴熟者酌给赏银，以奖励之；生疏者分别棍责，以惩儆之。如是按日训练，非不略有起色。鲍源深强调说，欲求制勇不外练兵，欲善练兵必参以练勇之法，并要以直隶曾国藩的练兵章程作为参照[61]。
山西省练勇之法大约有几个方面的益处：游勇、马贼扰害地方，非捕役汛兵所能控制，得练军分屯要害，合队成操，分逐捕，这是一利。全省绿营如练就数营，异日如勇遣撤，不至连结为地方大患，练军之力稍厚，可以备驱策，这是二利。遇有征调，练军刻日可以成行，可收指臂相资之益，这是三利。练军虽以勇营武职带管，其哨官、什长、号令仍兼用本弁随同教习，洋枪、长矛之外，仍兼习弓箭，既设管勇什长不废之制，这是四利。勇丁多系不轨之徒，招募而来，有事则用，无事则散，散而无以安插，后患滋多，兵勇、什长各有身家，训练既成，有事足备调遣，无事仍习差操，有勇之用，无勇之弊，这是五利。马队溷入步队，训练兵勇合一，有利于马队建设，这是六利。调令屯扎省城外，离省城稍远，以免家室之恋，可以朝夕演艺，不在本营也可以免营中杂差摊派，这是七利[62]。
当然，具体的做法还得仿照直隶练军章程减酌办理，具体来说，在标队精兵1000名内，马兵160名，战守兵840名，从中挑选精壮马兵100名，壮马100匹，设立马队1营；又挑步战守兵900名设立步队左、右2营2哨步战守兵，如不够挑选，即以本标左、右两营的步战兵内挑选足数。将来练成之后，各归各营，所有练兵马步3营，均按营制，酌定营哨等官，什长、亲兵、正兵、号令、伙夫，并于步队内添设教习，于当年四月成军。等试练一年后察看果有成效，再当推行两镇各营[63]。
1883年，据山西巡抚张之洞所奏，湘毅军裁撤后，山西省雁门关以内只有精兵营练军1000名，而步队两营均在四天门一带修筑道路，省垣腹地兵力显得过于单薄，于是计划先从省标办起练兵事宜，在抚标左右两营挑选步队100名，马队50名，作为抚标亲军营，务择健壮朴勇之士，不及格者汰，募以足之，率以管带总哨官一员，副哨官二员，“严申纪律，勤加训练，绿营积习故套扫除务尽，以为整顿通省绿营之渐”[64]。
当时，湘毅军已经裁撤，山西省雁门关以内已经建立了精兵营练军1000名，而步队两营均在四天门一带修筑道路。省垣腹地兵力显得过于单薄。张之洞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山西省整顿练军的。很显然，当时山西省原来的陆军建设没有什么成效，或者说原来的地方官员并不重视军队的建设。张之洞的这些改造方法，在实质上并没有彻底将绿营兵改变，而是抽出部分绿营加以整顿和训练而已，制度也没有做一些变革，因此其成效甚微。
当然，山西省在洋务运动时期对于练军的加强，与留防在山西省的湘军余部的裁撤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防军减少了，只有加强练军的建设才能达到镇守的目的。
湘毅军马步4营，自前抚臣曾国荃赴山海关，留在山西省巡防。该军需饷浩繁，且与此间风土人情不甚相习。1883年，清政府下令要地方各省裁勇节饷，在此命令下，山西省即将该防军即时遣撤。该军自1881年秋间被派修四天门道路，承修地段刻已造竣，未讫之工责成练军办理。计此项正勇1000名并各项人夫，经张之洞委派候补道吴其复、记名总兵何鸣高督率原派营哨各官，统带该军于1883年3月2日启行，取道天津，载以轮船，开到湖北，回湘遣散。由张树声让招商局雇备轮船，所需价值由晋中市筹给，查照饷章发给三个月口粮以示犒赏[65]。
1884年，据署山西巡抚奎斌奏，绿营积弊已深，非改弦更张难期整饬。张之洞任巡抚时已对大同、太原两镇所属各营进行整顿，对绿营老弱进行裁汰，在大同镇裁马步兵336名，在太原镇裁汰马步兵2936名，分别选练成军，但山西省所辖地域广阔，练军明显不够。张树屏所统树军暨大同练军向来驻扎包头等处及边境内外。于是挑练大同步队500人为一营，马队250人为一营，太原镇步队500人为一营，扼要驻扎，分段梭巡，与其他练军联络声势，以期得力。通计两镇裁兵3270余名，每年可节省银五万九百四十余两。新建三营每年共需银七万二千五百余两。“以裁节之饷为添练之需。”[66]
中法战争后，各省议裁防军和练军，山西省也不例外。不过，山西省所裁的陆军是根据全省形势而定的，所裁也只是一小部分。
1887年，据山西巡抚刚毅奏称，全省形势北重于南，于是原定北镇应设各营旗实已无可议减，而省标居中，其地不临边，又无分汛之责，原定设亲军马步合队1营，步队2营，马队1营，对于一城来说有些偏重了，于是刚毅将省标原有亲军马步练兵150人全数裁撤，原营底额概不募补，全年可以节省底饷底乾2767两，同时将原定此数练兵内应设的亲军马步合队一营200人全行裁撤，全年可以节省薪公练饷练乾银10200余两。这是中路兵应裁减的情况。但是东路潞泽一带控制太行，界连豫直边隘，原议在潞安府设步队一旗，显得单薄，因此计划在泽州府添设步队一旗500人，全年应增饷银8689两，在蒲州府原设步队一营500人，裁去200人，改为一旗，全年可省练饷银5716两。
又原议在运城设马队一旗，平阳府设马队一旗，汾州府设步队一旗，这三处均为省南扼要之区，于是将原设平阳府马队改设汾州，即以汾州府原设步队改设平阳，这样马步相间。声气相联，而与原定兵数、饷数仍无出入。统计这次就饷练兵，抚标挑练马队一旗，步队两营，太原镇挑练马队二旗，步队四旗，大同镇挑练马队七旗，步队一营，较之原设汰除抚标亲军马步合队一营200人，汰除蒲州府步队200人，添设泽州府步队一旗300人，均与原设相同，其营制饷章驻扎处所，不作更改。总共裁马步各兵，自光绪十年正月起到十一年二月止，共裁省标两镇马步额兵4360名。
刚毅继任山西省巡抚后，续裁省标马步兵150名，太原镇各营塘汛兵1000名，大同镇塘汛兵400名，前后共裁马步兵5910名，官马313匹，全年节省裁兵饷、乾米、豆等银79300两，裁改官弁68员除改设守备以下18员，实裁都司6员，守备1员，千总7员，把总23员，外委13员，共50员。例马88匹，官马13匹[67]。
总的来看，山西省在当时而言是比较重视练兵的一个省份，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历任巡抚都比较重视对绿营兵的整顿和建设，只是在不同阶段所重视的内容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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