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武器的近代化，带动了八旗、绿营等经制兵军队武器的变革。北京八旗兵的练兵运动，是从变革旧式武器开始的，采用西方新式武器来装备这些受训的旗兵，并教会他们使用这些新式武器，是旗兵军事近代化的重要开始。
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人之一奕
提出了这种武器变革的理由：八旗禁军，素称骁勇，后来不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实胆职之未优。若能添习火器，操演技艺，则器利兵精，临阵自不虞溃散”。中国可以从俄国或法国等购进枪炮，火器营处或有枪炮，分给八旗兵丁即行演习。京城各营，除巡捕、健锐、火器等营向演技艺，其余防身无术，能整而不能散。现拟有技艺各营，并习枪炮，其余仅习弓马者，加习枪炮，并习技艺；挑选各旗营闲散余丁，另立营伍，专习技艺抬枪，认真操练[163]。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对八旗兵的武器更新，可以把八旗兵改造成为一支有用的军队。
最初，清中央政府把部分精锐旗兵派往天津交给外国人负责进行训练，延请外国人教演京兵，他们学习的重要内容就是专为学习外国技艺即枪炮技术。刚开始时，士兵的训练还没有充足的西式枪炮，西式枪炮还在采购之中，暂借英国枪支使用。天津大沽的练兵，因为是练习外国的技艺，所以一切章程都是由英国领事官孟甘商定。练习枪支打靶，“计其所学不过十分之六。续挑之汉军兵习步法尚欠整齐，施放枪支亦未娴熟，所学仅得其半”[164]。
后来，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对于练兵事宜更加苦心经营，并大力提高武器的采购和更新，重点组建更多的洋枪队和洋炮队。1868年，因津郡海防紧要，募足洋枪队5营，洋炮队1营，归天津镇总兵陈济清统带，共计官弁兵勇3200余名，每营劈山炮炮车2辆，洋开花炮炮车2辆。制度专以中营为炮队，于原练洋炮内挑选洋开花炮30尊，配用炮车30辆，拉车马90匹，又酌留差马14匹以资哨探，计马100匹[165]。
最典型的就是神机营了。神机营之设始于1861年，以僧亲王领之，到同治初年，醇亲王奕
管理，规模日益增大，旧设的健锐、火器诸营悉归并隶属于神机营。其后清政府讲求海防，购备外洋火器。光绪初年，北洋大臣购进克虏伯炮，于是推广购备新式枪炮，命各营演习，设立枪炮厂，专派司员经理，分捷胜、精锐、键利3营，总名叫威远6营。步队每营80人，而别设马队辅之，又有八旗汉炮队，挑八旗汉军来充当，中营炮队是由醇亲王奕
亲自率领，属于亲兵性质。“比年以来，闻演练精良，颇有材武之选。厂中司员并有能通泰西语言者。满人在同文包馆学习而成者，庚寅醇邸死后渐懈弛矣。”[166]
其他地方各省的旗兵在武器变革方面，略为缓慢和落后一些，大部分的省区旗兵在武器装备方面缺乏有效的更新，只是实现了部分的改造，另外，向外国购买新式枪炮是当时中国武器近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广东省练兵，请外国人当教练，演习各式枪法，颇有成效，渐次推广，加派旗营、绿营各以2000人为率，同时购买洋枪、洋炮。并雇募制造火器、火药之良工数人来粤，由内地选派精细工匠学习制造，并派妥员监造[167]。旗营方面，其额设的抬炮、抬枪、鸟枪三项，施放运用终不如洋枪之巧捷异常。因此必须对此进行变革，每年应造抬炮、鸟枪、子药等项，一律停止[168]。当时操用之士乃打后膛洋枪，比前价值更廉，亟应赶紧多购。当时暂先购洋枪1000杆，子药20万筒[169]。(www.xing528.com)
广东省的武器革新后来更多地放在以旧换新的工作上，同时成立新式炮队。广东省的洋枪队原用士乃打洋枪，十多年来，间多损坏，行营车炮只有13尊，显然不够用，八旗枪队暨步军营各队内的洋枪也比较少。于是由军械局拨给新毛瑟洋枪1500支，后膛克虏伯一百七十斤陆战车炮12尊。然后将洋枪队各兵一律改用毛瑟新枪，换下的士乃打洋枪，择其堪用者，拨分八旗枪队及步军营配搭操演。其新添的后膛克虏伯车炮12尊，与洋枪队原有前膛车炮12尊，共24尊，设立炮队，派拨兵丁练习阵式，讲求进退攻击之法，与洋操旧式参酌分合，悉心演练新添洋枪和洋炮[170]。
江苏省练兵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新式武器太少，不够用，原有的枪无瞄头，操练不能如法，所以不得不派员前赴上海购买洋枪、洋炮、火药、自来火及炸药子等件[171]。福建省练兵也是购买洋枪、洋炮，请美理登帮助在香港购办行军大铜炮4尊，西瓜子炮码火药37箱，装驾大炮车并炮子火药轮车共16辆[172]。
当然，不少边区旗营的武器更新换代显得十分缓慢，有的基本上没有更换到新式的武器和设备。如宁夏的满营，到1889年一直没有新式枪炮，附近也无从购办，旗营无款可筹。当年，清政府谕令就近由陕甘总督拨给陆战洋炮数尊，洋枪1000杆，“配齐子药运解到营，俾资应用”[173]。最后，陕甘总督杨昌濬遵旨酌拨兰州省城所存前膛铜炮4尊，前膛来福枪200杆，宁夏镇所存前膛枪300杆，圆铁弹子200颗，土药6000斤，土洋药2000斤，大洋火25万颗，以资操练。如再需子药，则由宁夏满营自行筹办。但这些并非新式军火，都是撤营收存旧器，其中间有不堪适用的。“惟此次所拨器械较少，尚不敷用。连旧存土枪归并演操。同时拟演练洋操，仿照各省章程，添给口分。加演马队阵式，兼练洋操，步队添演新阵，并加演抬枪抬炮，分合阵式，均能进退如法，演放铜炮及鸟枪标准，均能命中，较前稍有起色。”[174]
其实在初期，清政府还是比较重视旗兵武器的操演以及武器的更换。
1851年，奕山、毓书、布彦泰奏称，伊犁、乌鲁木齐两处，满洲营兵丁，向系兼习鸟枪，着即责成该将军、都统等照书教演，毋令日久生懈。其考验官缺一节，前有降旨，各驻防旗员来京考验加看鸟枪之处，毋庸置议。该将军所请协领等员由部考验鸟枪未能合式，即令暂回本任，停其升转，保举勒限，勤习未免，事涉纷繁，着仍遵照前旨，务循旧制，不必另议更张。至于伊犁所属的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爱曼，或专习骑射，或向跃居首位权子枪，若令改其素习，转非用其所长，所见甚是。亦着仍循旧章办理[175]。
1857年，清帝又下谕令，吉林、黑龙江马枪马箭，最为纯熟，现在乾清门侍卫中亦有其人堪作教习，毋庸另向该省调取。八旗汉军巡捕技勇各营本有藤牌，亦无须添制。至炸炮一项已传知肃顺等查明，火器营存储若干此项炸炮，工本甚巨，亦未便时常演放，致滋靡费。两翼前锋八旗护军各营添演抬枪，已谕知麟魁等办理[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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