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式陆军的研究较多，但前一阶段研究不足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能否实现近代化，能否实现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型。

中国从近代以来，外国侵略者总是侵略和欺侮中国，中国总是被动挨打，以致丧权辱国，这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武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思想（连士大夫阶层在内）是中古的思想。近代中华民族的主要问题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中国能赶上西方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惑着我们，直至当代。

坦白地说，今天我们在生产发展方面，有些领域已经达到了现代化，我们的精英们甚至在后现代主义的论调中甚嚣尘上，但面对着人治社会、官本位、信仰缺失、崇尚权谋而不重视诚信，家族与家乡观念高于国家观念等问题的时候，我们依然不能对中国人是否全面具有现代化意识即崇尚自由、民主、法治、强调诚信的现代化意识，给予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后，我们依然没有完成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任务。

当然，近代中国之所以受列强侵略和欺侮，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政府不称职、不得力，无德无能，不顾民众利益，不知让利于民，不肯放权给民众，自以为是，实行高压的民族歧视政策和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和措施等种种行为导致的恶果；二是国家军队虽有近百万，但是疲弱不堪，对内不能维护社会稳定，对外不能抵御列强的入侵，无法担当起国防的重任；三是老百姓也不称职，老百姓很穷，受到教育的民众少之又少，很多人只图眼前的私利，加上清政府把农民作为剥削的对象，导致民众与国家政府之间严重脱离。这里说的老百姓不称职，主要原因归于腐败的政府，因为它不知道去教育和引导自己的国民，不知道用近代化的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素质。

每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晚清自强运动时，总有一种说不尽的惋惜和感叹。作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清政府为了自强求富，进行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有限改革。由于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守旧的清朝决策人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改革，就是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也是相当有限。但它毕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开始，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在内忧外患情况下被动的改革是不可能彻底的，“中体西用”（以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巩固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延误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的主观目的并不是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而是以器卫道，捍卫封建传统。如果中国的改革仅停留在经济层面和军事层面，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进步的。中国的改革仅将西方之“用”嫁接到中国之“体”上，是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在经济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后，清朝的政治改革依然没有启动。最后，甲午战争检验了一个全盘西化的日本和一个只有部分经济改革和军事改革的清朝之间的优劣，清朝战败了，单纯的经济改革“战”败了。自强运动失败了，“中体西用”破产了，却带给中国政治现代化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它对于当今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陆军有八旗兵、绿营兵以及以淮军为主力的各种防军、练军等，总数在百万左右，日本的陆军只有20多万人，中国如此多的陆军却敌不过日本陆军。中日双方海军的实力也不相上下，结果中国海军全军覆没。中国人口有四亿多，日本人口当时只有4000多万，由此可知人多不能说明问题，四亿人敌不过四千万人。政府方面，清政府当时实行的是封建专制，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专制政体敌不过民主政体。中国外相是李鸿章，是中央高层决策的主要领袖，当时他72岁，日本外相是伊藤博文，留学欧洲，当时他54岁，年老而没有民族气节的李鸿章敌不过中年的伊藤博文。从这方面来看，清政府的责任更大，决策者所负的责任更大。

由此看来，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确实分外艰辛。中国人必须要承认自己落后了，对世界文明的所有成就，特别是世界文明主流的那些成就，应该好好研究，好好吸收。晚清七十年的历史表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大势所趋，是一种时代的发展潮流。

自强运动期间，中国陆军的近代化已经在缓慢地开展，这正是笔者所感兴趣的问题。在这些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优良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组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保障，强大的近代化军队是国防的有力支柱，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这三个方面的课题中，笔者更喜欢探讨军队的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而军队建设是这些问题的重中之重，“国家可以百年不用兵，而不能一日无兵备，诚以兵者所以卫国而安民者也”^[1]。

这就是贤人所说的，立国之道，莫要于治兵，而治兵之机，尤贵于上下相系，人人有亲上死长之心，就会达到常胜的结果。

清朝以武功开国，知人善用，能使20万左右的八旗兵拓疆万里，其勋业之隆真可谓前古无匹。可是后来，承平日久，兵制渐渐堕坏。而湘军崛起于乡间，淮军继之而起，湘淮军士以忠义相激励，同仇敌忾，最后能戡定国内大乱，挽救了清政府，同治中兴的政治局面才得以出现。可见，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这些年来，晚清中国旧式陆军的整顿和改造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加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果要细分的话，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甲午战争前的中国陆军；第二阶段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式陆军的创建和旧式陆军的转型。

学术界对晚清不同时期陆军的研究，其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学术界对甲午战争后中国新式陆军的研究偏多一些，也比较重视一些。主管部门给予这部分的课题研究经费也更多一些。而对于前一阶段陆军的研究不仅重视程度不够，而且在研究经费的资助方面也显得有些逊色。

从学术研究动态来看，在晚清中国陆军的研究中，新军的课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并产生了一些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同仁所肯定。

自1949年以来，较早关注晚清陆军变革的是海外的一些学者。不仅如此，港台学者也走在大陆学者的前面，他们先后出版了几十部军事专著，涌现出一批知名度很高的晚清军事研究专家。其中有几部重要的军事专著，它们是王尔敏的《淮军志》、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等，他们对于晚清军事史的研究让大陆学者学到了一些重要的经验。

国外方面，20世纪中后期，国外研究晚清军事的学者不断增加，写出来的专著也渐渐增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美］R．J．史密斯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译版）、［美］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译版）、［日］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译版）、［美］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译版）、［澳］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译版）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专著中，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是国外最早系统论述晚清军事变革的专著。这部著作对1895—1912年间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过程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同时还试图探讨晚清军事变革对中国近代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这部著作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很大。而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一书对晚清军事变革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他的评价更为激进，认为新军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陆军，比起以往的旧式军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武装力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

国内方面，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基本没有专论晚清军事方面的著作。1980年至今，学术界对晚清军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研究晚清军事史的专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着近代中国军事史学会的成立和三次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晚清军事史的研究有了更快的发展，好的成果不断涌现。出版的专著已超过了300部，发表的学术论文也超过4000篇。影响较大的专著有：施渡桥的《晚清军事变革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玉田等人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皮明勇的《关注与超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这些学术专著和论文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且研究内容重点集中在军队的近代化、军队的制度、近代海军、水师、新军、军工企业、军队后勤、军事教育、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晚清军事的研究重点仍然集中在清末新军和海军，对甲午战争前中国陆军和海军的研究也是重点之一，尤其是对晚清中国海军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引人注目的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术界经过长期研究，出版了一批质量很高的海军史著作，它们分别是包遵彭的《中国海军史》（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版）、戚其章的《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孙克复等人的《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家俭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1989年，海军出版社出版了张墨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吴杰章等人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大连出版社出版了胡立人、王振华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军史》。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4年，海潮出版社出版了集体编著的《近代中国海军》等。这些成果对晚清中国海军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相对于海军而言，甲午战争以前的中国陆军的研究则显得有些薄弱，尤其是关于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和整顿方面的研究，仍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迄今未见有一部系统的专著。这与晚清海军研究、清末新军研究的“热”相比形成了鲜明的不对称关系。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清末防军问题的研究更是学术领域的一个空白区域。

学术界对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营兵、湘军、淮军等军系。已出版的专著有龙盛运的《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樊百川的《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于湘军和淮军的起源、组织编制、经费供给、派系集团等方面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相对而言，学术界除了重视湘军、淮军的研究外，对于其他防军军系的研究，则显得明显不够，只有很少的几篇学术论文，还没有出版系统的有关清末防军的学术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晚清中国军事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此外，学术界对于练军的研究也是比较薄弱，只有几篇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它们是皮明勇的《晚清“练军”研究》（载《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施渡桥的《晚清首次整军练兵的思想与实践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满红的《清季练军建立原因探略》（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汪林茂的《晚清练军中的集权与分权之争》（载《河北学刊》1988年第5期）等。

此外，学术界对八旗军在同光自强运动时期的改造和整顿方面的研究，也大有忽略的态势，鲜有人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几篇零星的学术论文，主要围绕北京的神机营进行研究和探讨，它们是王景泽的《西方的冲击与八旗军的改造》（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张能政的《清季神机营考述》（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王景泽的《神机营：晚清八旗近化化的尝试》（载《求实学刊》1990年第3期）等。

总体而言，学术界对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和建设这一课题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尚未形成体系，还没有出版专门的学术著作。

学术界对晚清中国军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在全面研究海军近代化的同时，必须全面考察和研究晚清中国陆军的近代化。在研究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过程中，新军无疑是重中之重，但是在研究新军的同时还必须全面考察旧式军队绿营、八旗、防军、练军等的改造和建设。由此可见，全面、系统地研究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旧式军队的整顿和建设，也就成了史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一个重要任务。

由此可见，该课题的研究，其意义不可小视。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www.xing528.com)

首先，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的丰富和创新。该课题的研究可以填补这方面史学研究的空白，可以丰富近代中国军事史的研究，对总结晚清四十年军事史研究的成绩和不足大有裨益。加强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研究，可以与晚清海军的研究、新军的研究，形成晚清中国军事研究的三个重要领域，产生互补作用。

其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和丰富。从纵向来看，该课题的研究可以涉及和影响到后来的新军研究和北洋军队的研究，具有纵向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从横向来看，该课题的研究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横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它还涉及军事国防和军事外交等问题，可以向军事国防和外交的领域拓展，具有更大的拓展价值和意义。

第三，对当代中国陆军的改造和整顿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清末新军的建立，使中国陆军的近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但是新军最终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和整顿更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或许会有一些经验教训，让我们去总结和发现，然后去指导或启示今日中国的陆军改造，那将会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问题，当时只做了晚清旧式陆军的个案研究，如防军的研究、晚清防军的变迁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发表过一些论文，因此在这一领域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对于该课题的深入研究是有极大帮助的。

最近几年，笔者先后就防军、巡防队、练军、旗兵等问题进行个案研究，并发表了相关问题研究的一些论文。因为兴趣所致，开始广泛收集有关晚清八旗兵、绿营兵、防军、淮军、练军等旧式陆军改造和整顿以及变迁方面的资料，结合教学方面的需要，整理了该课题研究的初步书稿，并基本成形。

只是书稿中的内容还是有些粗糙，有些内容仍需作进一步修改，有一小部分内容的资料还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因此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工作仍是大量的和持续的，这也是这课题研究的基础工作。同时也希望能得到各方面力量的大力支持，以最大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这个课题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事实，证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同光自强运动时期中国政府试图用中国特色的军事改革方式来改造中国军事，难以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同光自强运动所启用的“中体西用”的特色改革方法，只在经济领域进行不全面的改革，忽略了政治上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这一改革道路是不可行的，它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

同光自强运动初期，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省份，出现了一种新的改革态势，就是运用洋人来当教练，用洋人的军事训练方法来改造中国陆军。但是这种训练方式保持的时间并不久，大概只有几年，后来有人提出，“练军之失，莫如用洋员，平时则洋员有权而中国之员无权，战时则洋员无权而中国之员亦不能有其权，盖洋员之应聘者教习而外往往募及他务”^[2]。借洋人练兵本来是好的，借才于异国是当时走的一条路子，结果因为担心列强对中国军事的干涉而停止了。

随后，清政府内部高层决策人因为担心外国人干涉中国军事、内政而最终放弃了这种改造陆军的方式，采取了中国特色的练军方式，就是用西方新式武器而不采用西式军事编制和操演内容，采用湘军的军事制度结合西方新式枪炮来改造中国的陆军，并以直隶省作为典型，各省纷纷进行类似的练军活动，这种模式当时叫勇营方式。

晚清政府用这种特色的模式来改造旧式陆军，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将近三十年，并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当时中国的海军已经开始了近代化的建设，而陆军方面的近代化建设却显得十分缓慢，同治年间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刚刚开始，就注入了更多的约束力，到了光绪年间就变得有气无力了，甚至不想再往前走了，白白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结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不管是海军还是陆军）遭受到了彻底的惨败。

中国人经过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后才知道中国军队战守不利的根本原因，“于是中外论者审查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3]，于是有天津新建陆军和江南自强军的出现，中国陆军才开始真正走上近代化建设的道路。但是中国已经白白浪费了三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了。

其实，在此前很早一段时间，就有德国人向中国政府提议要改变中国的兵制，向德国学习练陆兵的方法，但却受到清议者的指责。1867年德弁西铎，1880年德弁瑞乃尔，都向中国政府提议要及时采仿德制改练陆兵，指陈详尽^[4]。但中国政府无人理睬，可以想象中国人对于外国新的制度和训练方法是敌视的，对于外国新的政治和军事是敌视的。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人每做一件事，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些阻碍力量更多是因为文化观念的原因，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太大、太深，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良的东西，但也有不少是糟粕，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是贻害中国老百姓的，这对中国的发展是无益的。

正因如此，外国有很多先进的制度和科技，原本是进步的、正确的，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晚清政府局部的不彻底的改革早已证明是不可行的，它的惨痛教训就是，清政府在自强运动的三十年宝贵时间里迟迟不愿意做全面改革，白白浪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到后来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之后，才在清末最后十年进行全面改革，政治上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经济上走全面自由化的道路，军事上走陆军近代化道路，并在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建立现代的教育体系，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已经太晚太晚了，就是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还是不肯放权，还是太过于自私自利，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几乎所有的国人都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新建的陆军也就最终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试想，如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就开始各方面的改革，中国就会争取到二十年左右的宝贵时间。退一步而言，如果在自强运动时期清政府不坚守“中体西用”的错误改造模式，而是早早采用清末新政时所采用的全新改革内容，中国就会争取到三十年到四十年左右的宝贵时间，这几十年的时间是多么的宝贵。而这些宝贵的时间，中国大好的发展机会都被当时无能的执政者、无能的腐败政府白白浪费掉了。结果就是，当大部分中国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被迫走上了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革命道路。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的这种暴力革命手段，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每当人民感到彻底无望的时候，就会选择激烈的革命方式，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这种革命方式对于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中屡屡出现，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生在红旗下的人民，应当多想想这些历史问题。历史的教训总是那么容易让人忘记！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当然，晚清中国对旧式陆军的改造和整顿，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改造和建设离近代化军队的距离还很远，这与清政府实行专制制度是相辅而行的。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建立新军，开始走上现代化的建军道路，这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自强运动时期陆军的改造和建设。

自强运动时期中国陆军的改造和建设活动，清政府试图用中国特色的军事改革模式让中国走上自强的道路，其结果最终证明了这种模式并不能让中国强大起来。这种经验和教训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适用的。

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晚清以来，中国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如果仅有某一方面的近代化，是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经济的近代化建设是我们追求的一大目标，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同样重要，因为它可以保证中国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是我们国家追求的重大方向，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陆军如何改造和建设的课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忽略其他方面的近代化建设，比如政治的近代化、教育的近代化等。晚清中国因为清政府上层决策人物过于维护少数权贵集团的利益，从而葬送了整个清王朝，这就是一个血的历史教训。

总之，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近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顺着这个大方向走，中国就会日益强大，如果违背这个历史方向，就是白白浪费时间，就会让中国走更多的弯路，甚至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2014年春写于桂子山

【注释】

[1]金匮阙铸补斋辑：《皇朝新政文编》，卷15，军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538页。

[2]金匮阙铸补斋辑：《皇朝新政文编》，卷15，军政，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影印本，第535页。

[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七），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759页。

[4]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卷8，兵治，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总页第2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