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知对象拒检，规定不明，蓟门法学-第9辑

检查主体告知瑕疵可能会影响到兴奋剂检查行为的效力，但运动员能否因此直接针对检查行为采取抵制行动拒绝检查，这是构建兴奋剂检查告知制度中一个不能绕开而又不易解开的问题。对此，WADC第2.3条规定了，“逃避样本采集，或在接到兴奋剂检查通知后，无正当理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拒绝、未能完成样本采集或者其他逃避样本采集的行为”构成兴奋剂违规。根据文字解释，运动员具备正当理由拒绝样本采集的，则不应视为兴奋剂“拒检”行为。可以说，WADC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运动员的拒绝权，但是规则并未就“正当理由”进行明确，即何为正当理由？我们无从得知。所以实践中，对于正当理由的把握及运动员拒检争议的认定，仲裁庭往往享有较大的裁量空间，这也造成个案认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CAS的案例来看，其对于上述可作为抗辩的“正当理由”的认定往往持限制性态度，即普遍不支持运动员针对兴奋剂检查行使拒绝权。在CAS 2005/A/925案中，仲裁庭明确指出：“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反兴奋剂检测和DC规则的内在逻辑均要求并期望，无论何时，只要身体上、卫生上和道德上允许，样本均应被提供，而不管运动员之反对。如果不是这样，运动员将会系统性地以任意理由拒绝提供样本，使得检查无从谈起。”[20]以此案为基础，CAS 后续形成诸多判例，均强调一个原则，即对于“正当理由”应进行限制性解释（restric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mpelling justification），“无论何时，只要身体上、卫生上和道德上允许，就没有适用正当理由的空间”。[21]什么叫做身体、卫生、道德上允许呢？这里有个例子，在USADA v.Jonathan Page案中，Jonathan Page 因在自行车比赛中摔倒造成脑震荡，错过了赛后检查，方构成错过赛后检查的正当理由。[22]在CAS 2012/A/2791案中，仲裁庭更是直接列举以下行为不足以构成WADC第2.3条下拒绝检查的正当理由：（1）感觉受到不公平干扰（CAS 2008/A/1564）；（2）检查官的授权/身份具有不确定性〔CAS 2008/A/1470）；（3）兴奋剂检查官涉嫌“侵犯性”行为（CAS 2004/A/714）；（4）一项紧急而重要需要事先处理的事件。[23]其中，第四个理由即属于检查主体告知瑕疵的一种，当然CAS没有明确裁定检查主体告知瑕疵一定不构成运动员拒检的正当理由，只是对这一抗辩理由采取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原则。如上所述，CAS更倾向于认定在反兴奋剂领域，运动员无条件接受检查是原则，即使对告知等程序有异议，仍应当先配合检查，同时可在记录表上写明他对所作的采样是“持异议的”（under protest），再进行事后投诉，而不能直接拒绝检查。[24]只有在极端情形下，检查程序才会自始无效，运动员方可拒绝检查，例如三名检查人员从未得到授权，纯属冒充检查招摇撞骗，而运动员在实践中很难证明。(www.xing528.com)

如此，规则的模棱两可加上CAS的限制性解释态度，也使得运动员陷入两难：拒绝检查可能存在巨大的违规风险，不拒绝检查又有可能影响到样本检查结果的真实性，最终不利于运动员抗检拒检争议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