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义务本质上也是一种法律义务，与告知对象的知情权相对应。目前，立法实践中涉及告知义务的设定，可概括为以下几类：（1）经营者的告知义务（消费者知情权）；（2）用人单位的告知义务（劳动者知情权）；（3）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知情权）；（4）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其中，前三类可纳入“权利对权利的义务”范畴，即义务本身是权利的一个要素。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特征，均基于契约而产生，契约双方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对另一方负有告知、协力等附随义务。而行政机关告知义务则与之不同，其属于“权力对权利的义务”，其产生并非基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契约，而是由权利派生出来的公权力对权利负有的义务，该义务具有职责性。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主体，其权力来源于私主体的权利让渡，作为私主体的行政相对人则因此承担着服从公权力主体的义务，以换取公共服务及资源的提供。不过与此同时，公权力从派生之日起，也就肩负着保障私权利、服务公益的责任。行政机关需要通过履行告知义务，来赢得私权利主体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保证自身的稳定存在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告知义务大致可分为两类：权利对权利的义务与权力对权利的义务。[4]当然，这里不排斥权利对权力、权力对权力之间也可能存在如实说明的义务，如公权力之间低层级对高层级机关的如实报告义务，但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告知”，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畴。关于第一类“权利对权利的告知义务”，更多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一方主体拥有另一方无法拥有的信息，立法为平衡二者利益从而附以信息优势一方对另一方承担告知义务。反观兴奋剂领域的检查告知义务，其显然非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附加，这里的检查主体与检查对象（运动员）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之所以规定检查主体负有告知义务，是因为其在实施兴奋剂检查过程中，可能会侵犯运动员的住宅、人身自由、隐私、休息等基本权利，甚至威胁到其就业权（参赛权）的实现。所以为保障上述权利不受任意侵犯，有必要保证检查程序的合规正当，检查主体在检查时有义务让运动员或必要第三人知晓其身份、行为依据、行为内容、法律后果等。它所保障的是运动员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也是运动员正常参加比赛、保护自身权益的前提。(www.xing528.com)
如此看来，兴奋剂检查告知义务更倾向于为一种“权力对权利的义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反兴奋剂组织非公权机关。[5]但是在现如今体育行业，专业运动员靠体育谋生，举国体制下部分赛事的成功与失败也开始带有政治影响，尤其在反兴奋剂领域，攸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被认为触及公共领域的健康政策。[6]所以不管是WADA，还是其他反兴奋剂组织，我们都已经不能仅仅理解为非政府组织或是单纯的社会团体。在这里，运动员为获得参赛资格，必须承认反兴奋剂规则并接受这些规则的约束；[7]其需要将部分人身自由权、隐私权、休息权等让渡给兴奋剂检查机构，作为回报，以换取参赛资格和机构提供的公平竞争的参赛环境。而兴奋剂检查机构也由此获得了对运动员进行尿检和血检的权力，与此同时，它也肩负着保障运动员基本人权及服务公益（健康政策、体育纯洁）的责任，告知义务则属于该责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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