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门法学（第9辑）：代表性沃恩索引

如上文所述，在秘密审查之下，对涉案信息进行审阅和判断的责任归属于法院，信息处理的负担极高。沃恩索引制度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要求，行政机关应当明确列出拒绝公开的信息清单，对申请信息涉及的所有文件进行合理分割，为之编制索引，详细说明拒绝公开的信息及其豁免理由，并实现一一对应，进而将法院从秘密审查的负担中释放出来。[48]沃恩索引要求被告承担切分、审阅和说明的责任，实际上是对被告举证责任的落实，但同时也将沉重的信息处理负担转移回被告。

以沃恩诉罗森案为例，该案涉及的信息数量巨大，共计2448份文件，可装满文官委员会17个标准大小的五层文件柜，且据估计，若行政机关严格按照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要求进行分割、说明，并制作索引，将需要耗费多年时间，且信息处理成本可能高达近10 万美元。[49]为解决上述实际问题，在沃恩案发回重审后，鉴于信息处理量过大，地区法院允许被告以“代表性”为标准，在所有涉案信息中选取9份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并按照上诉法院的要求制作索引。[50]在另一起案件中，若严格执行沃恩索引的要求，被告需要处理高达4 万页的文件，并需要与近30个联邦行政机构或组织进行前期沟通，故法院允许被告仅提交一份具备代表性的沃恩索引即可。[51](www.xing528.com)

在申请信息数量庞大、行政机关不堪重负时，“代表性”沃恩索引具备重要的实用价值，其通过减少需处理和制作索引的文件数量，大大降低行政机关的信息处理成本，推动诉讼进程。然而此种变通举措并非完全理想：其一，目前应用此类变通措施的沃恩诉罗森等案件均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案件所涉及的文件均具有格式上或内容上的相似性，但并非所有案件所涉及的文件均具备此特征，即具备选择“代表性”文件的基础。其二，“代表性”沃恩索引是法院面对实际问题时的妥协，且从目前的案件看，法院并未发展出配套的限制措施。若行政机关的选择权无相应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沃恩索引之下举证责任的强化也将成为空谈。“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极可能演变为“选取对诉讼最有力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