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传欣与巨野县政府、菏泽市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及复议决定案（以下简称郭传欣案）[8]为例，原告请求撤销补偿决定及复议决定，并对房屋按商用房补偿。本案中，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补偿决定，确认行政复议决定无效，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原因在于，巨野县人民政府采取的成本法评估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补偿条例》）中关于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规定，并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最终同意选择回迁安置补偿方式，决定未保证原告选择补偿方式的权利，同时未能作出出示评估报告证据与送达原告不一致的解释。因而判定其作出的补偿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予以撤销。对于行政复议决定，一审法院认为程序合法，但因被诉补偿决定被撤销，故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无效。对于补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确认征收补偿金额属于巨野县人民政府的行政职权范围，因而可以在巨野县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时主张权利。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予以维持。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的趣旨有所不同。撤销之诉旨在撤销一个对原告不利的行政行为，一经撤销，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就会随之消除，原告所寻求的权利救济也就不待执行即已实现。义务之诉却不像撤销之诉那样源于经典的干预行政，而是产生于给付行政。义务之诉的原告，总是希望通过他的请求获得授益，总是希望通过判决达到一种较之于初始状态更佳的境况”。由此可见，由于义务之诉与撤销之诉存在着不同趣旨，因而如果不加以区分，便使得当事人的请求并不必然得到满足，仅限于回到提出原始申请的状态，当事人权利是否能得到实质救济仍然取决于行政机关的反应，[9]行政诉讼在实质解决纠纷上的功能便大打折扣。(www.xing528.com)
通过此案例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履责之诉更容易与撤销之诉混淆，因而本文也主要聚焦于此两种案件对于履责之诉适当性的意蕴影响，主要涉及如下问题：履责之诉适当性的考量因素是什么？是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还是诉讼请求，抑或其他？凭借何种考量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权利救济，更符合行政诉讼审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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