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行政法上，行政权行使的正当性源于公众的赋权，因此公众对行政权的行使享有监督的权利，而监督的前提在于政府需进行信息公开，从而便于公众监督。但在风险信息沟通领域，有关信息的公开并不能作为行政法传统意义上的信息公开来理解，不能只强调信息流的内部管理，而忽视信息公开的预防性功能[27]，国家需要关注强调疫情风险信息的流动性和互动性。要改变传统的诸如单纯的信息发布这样的单一渠道，转变为一种更为开放的沟通交流方式，从管制模式转向互动模式。[28]如果仅仅是把民众当做信息的收件人（receiver），而只进行一种自上而下、单方面的劝说，忽视公众的认知、感受和关切，把强调信息交换的双向交流处理为义务性的告知，那将最终影响到风险信息沟通的决策正确性。[29]就整个风险信息沟通来讲，公众参与是保证其持续运作的动力，因此必须保证公众可以接受这些信息并且参与其中。相较于专家，公众更多被认为是外行，而这些外行常常被置于风险信息沟通的体系之外，总是被动地等待被告知信息，而其自身更愿意且有能力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假设缺少一个通畅的渠道让其可以顺利接触到信息，并表达其意愿，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具有潜在破坏性的社会抗议活动。“非典”之后我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群众问题线上征集和直播形式的新闻发布会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只有了解大众的真正需求，专家才能更好地作出解读，实现专家和大众的有效交流，让公众表达其对传染病的“不知”，才能让专家知晓如何做科学的“告知”，专家与公众之间需要建立起信任关系；另一方面，以专家和行政官员为主体的新闻发布会可以及时回应公共关切，并且通过直播形式，回答现场提问，更能增强公众的可信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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