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团结理念在重大疫情中的具体应对案例展示

坚持“一个中心”，即团结在党的周围。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团结称作“无价之宝”，他将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党内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62]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宪法团结理念也从这两个方面来指明了全国上下团结的中心——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胡适在对“九一八事变”进行回忆与反思时，曾总结民族自救运动面对的重大困难是社会没有重心，清朝帝室、中兴将相、维新领袖等都不能承担起社会重心的任务，必须人造一个新的社会重心，形成一个政治权威，他认为人造一个新社会重心的首要条件是“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一个大的团结”。[63]相比于这些曾在我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登场的团体，中国共产党不论是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制度等，都完全满足了胡适对社会重心的六点要求。[64]《宪法》序言部分洋洋洒洒1800 余字，充分认可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历史事实，并从理论上支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宪法》序言部分要求“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体目标，《宪法》第1条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法律上予以固定。如果说依古汉语的团结含义[65]，“团”“结”拼接在一起指聚集联结成一个圆形，那么《宪法》则在圆形的正中央点上了一个心——中国共产党。一个国家的团结中心得以明确，向心力指向了党。党承担起了“团结圆心”的责任，始终重视对国家凝聚力建设的探索，坚持党的领导（自身不断建设与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66]在应对重大疫情的过程中，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全国的疫情防控工作。在2020年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67]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国上下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与统一调度。应对疫情的国家团结是以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是党的社会凝聚力的体现，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党的内聚力，即保证党内团结的实现。没有领导核心的集体是无法正常发挥团结作用的，党内团结强调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对重大疫情的防控阻击战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全党上下协调一致，团结由此形成了强大合力以应对重大危机。

坚持“一个目标”，即有共同的价值取向。疫情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有国外学者也在观察各国政府、社会对疫情的反应后，反思西方社会的一些政治思想。[68]在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列举了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宪法》第24条也从价值观的角度明确了倡导的价值取向。《宪法》规定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指导思想，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共同认可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社会团结是有共同目标的团结，即全国上下一起战胜疫情，目标不是仅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而是全体公民的健康；也不是仅确保自己所处地区的安全，最终目标是实现全国的病例“清零”。对目标的认同，将认同性凝聚力转变为巨大的群体动力。[69]共同目标驱动着各地向疫情严重地区提供物资保障、医疗支援、精神支持，驱动着人们自觉采取防护措施。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使国家共同体的团结有了明确的路径，团结力有了一致的目标指向。(www.xing528.com)

坚持“一致行动”，即宪法为团结提供制度保障。《宪法》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不仅构筑起了整个国家的运行框架，更是对团结制度提供了保障。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例，《宪法》第3条规定了地方要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以及对地方发挥积极主动性的要求。发挥地方积极主动性须坚持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原则。地方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发挥积极主动性，以中央为团结的中心，坚持全国一盘棋。在应对重大疫情时，中央与地方的团结充分展现了制度优越性，在中央与地方的关联互动中，有效地进行着疫情防控政令的上传下达与上行下效，在中央的宏观调控、统筹规划下，各地区间相互扶持，资源共享，共同应对重大疫情防控阻击战，“战疫”过程显示出中央与地方团结的强大力量。除了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定以外，《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为团结打造了制度上的实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