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宪法团结理念，促进疫情中的良性社会循环

重大疫情可以加强团结。有学者通过纵向历史分析发现，“团结”的提及频率遵循或取决于历史上的某些危机时刻，如革命、战争或经济危机。[52]对5·12 大地震的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抗震救援工作提升了国人凝聚力。[53]虽然不是团结的本意，但一场危机，尤其是公众危机，会特别加强一个国家的团结。人人都被关联到了危机之中，拥有共同的团结感受，采取一致的团结行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会扮演团结中的“他者”，外在的威胁可以加强凝聚力，从共同的利益基础角度来强化个体间的共同性。重大疫情对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进而可能还威胁了人们其他利益，共同利益遭受威胁使得人们在疫情防控中自发地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对重大疫情共同的情感体验将加强人们的彼此认同，从而加强团结。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移情效应，人们不仅分享有关他们共同利益事件的共同知识，而且实际分享了拥有这些利益所涉及的情感体验。[54]面对重大疫情，人们会出现紧张、焦虑等情绪，这些情绪打破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流界限，从情感上强化了彼此认同。

团结有助于应对重大疫情。有质疑认为在公共卫生的理由中援引团结理念需谨慎，因为对团结的意义尚无共识。[55]不过如拜耶慈所讲，团结始终是一种“政治资源”，可以灵活地应用于个别的当代背景，并取决于历史背景。[56]团结曾在我国的历次重大灾难应对中发挥过强大的动员和凝聚作用。面对这次疫情，国内外都响起了对团结的呼声，如国外刊文称（重大疫情）这一紧急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前所未有的，需要大家团结起来。[57]《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的文章，号召面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58](www.xing528.com)

迪尔凯姆认为，法律是联系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它能够将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59]作为位于最高位阶的根本法，宪法对社会中的个体具有更强的联结作用。有学者认为，“社会团结凝聚力”是宪法的“本质性能力”。[60]在现代社会，宪法应对的是“我们”中的个体或外来的“他者”瓦解冲击社会团结的问题，宪法的凝聚力可以集中调动资源、整合社会的注意力，以维护社会的固有团结。法律是维持社会结构机制的一部分，法律体系、社会结构必须相互参照才能被充分理解。[61]我国的宪法文本中为何通篇强调团结，需要到社会结构中寻找答案；而面对重大疫情，为何全国上下迅速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团结，也可到宪法中寻找依缘。可以说，是社会中的“团结”理念基础以及对民族集体复兴目标的现实追求，促使我国宪法始终依循着团结的路径；而宪法从对“我们”与“他者”的建构，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精神文明建设，对明确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等方面为整个社会建构起了团结的骨与肉。在应对重大疫情期间，宪法团结理念构建起了良性的社会循环，重大疫情在共同利益受损、共同情感体验生成方面强化了团结，强化后社会各个预设的“团结部件”开始产生效应，共同助力，最终整个国家的成员都参与到重大疫情的防控系统中。在应对重大疫情时，要对团结加以规制，避免无序的、严重危害个体自由的“团结”。这都需要团结作为一个重要的宪法理念，在应对疫情时的社会系统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