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团结理念：中西场域分析

宪法中法治、民主、自由等理念的引入代表着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尝试和奋争。与这些理念不同，“团结”并不是国人从西方学来的，也没有跨语际翻译的误解。在近现代的救亡图存中，团结没有与文化传统相冲突，因为其蕴含在文化传统之中。集体协作可以更有力地支持农业氏族生存，神话“大禹治水”便体现了团结精神，治水不是仅靠大禹一人神力，而是靠众神共同努力。[2]“团结”与“Solidarity”似乎在表面上拥有同样的语义，但究其深层的理念结构，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在西方，有学者通过对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团结”的语义研究，发现“团结”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牢固地植根于这五种语言之中，但各自的语义领域仍然多种多样。[3]若严格审视，团结的社会框架条件、要求和后果仍然相当模糊。[4]

欧洲“团结”理念一直是一个动态调整过程，而我国的团结观相对固定。在西方，团结经常以不同的名词或术语出现，从一开始的债法概念，[5]到宗教教义，[6]再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口号，[7]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理想和基本原则，横跨法学、神学与政治，又逐渐发展至社会与道德领域，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迪尔凯姆认为，团结不是一种规范化或是固定化术语，团结是一个社会联系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端点可以标记。[8]我国的“团结”理念初始并不直接用“团结”这个语词来代表，“团结”作为组合词最早指唐宋民兵组织，后增加“组织，联合”的动词含义。[9]团结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一直被普遍接受。周公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0]孔儒学派进一步发展了“和”思想，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政治理论。“和”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团结意识，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指一种和谐团结的政治秩序与社会关系，这是对团结形态的理解；第二，指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如“和而不同”要求在尊重与包容多元的同时保持团结，[11]“推己及人”要求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强调理解与共感。同时，义利观从社会价值出发评价个人价值，个体具有极强的责任意识，“修齐治平”是价值观外化的内容，由此衍生对社会整体命运的忧患意识，[12]意识主体没有等级的区别。[13]可能在不同时期社会团结形态强弱有变，但团结始终以一种相对固定的意识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中。

中西场域下，团结的对象范围不同。有学者将西方团结的变化描述为从“朋友之间的团结”向“陌生人之间的团结”的转变。[14]西方团结的范围如掷石入水后水面上产生的波纹——由中心向四周，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地进行扩展，从罗马时期限于“亲友”[15]“城邦公民”，到同一宗教信仰范围内，再到同一社会中，团结的对象始终是有条件的。而中国的团结观借助“天下观”[16]与稳定长期的“大一统”政治体制[17]，从早期就是以文化共同体为团结基点，团结就像一张无限伸展着的大幕，罩在遥远的天空。我国团结理念的对象范围比西方更宽泛、更没有条件限制。

不论是西方还是我国，团结理念似乎都有一些工具属性。西方学者认为团结是解决排斥问题的方法。[18]在目前，西方学界对团结的讨论主要与难民问题、国际互助问题、欧洲团结问题有关，将团结视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手段。在我国，团结的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一直体现得很明显，在远古时代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封建时代可以巩固统治基础，[19]在近代可以应对民族战争危机。近代团结出现了短暂的缺位，主要因为当时正处于团结转型的中间状态，乡土团结已经解体，而国家范围的团结尚未完成。[20]在急剧变动的年代，支撑旧团结的秩序被瓦解，向新团结的转变并不顺利，国人身处矛盾激化的社会痛苦反思，积蓄着变革的力量。1903年《大公报》刊载社称：“地球虽大，实合无量数之小分子，而成每一小分子各具一种团结力，乃得成为一大团体”。孙中山高度重视国人的团结，他疾呼“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21]这一阶段，团结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被迫进行的救亡探索转变为自发的团结抗战。

在现代，团结也有为实现国家富强维持稳定环境的考量。马克思与恩格斯克服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因普遍主义立场而忽视人与共同体间历史文化联系等局限性，发展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理论。[22]《共产党宣言》号召联合全世界无产者，[23]认为团结是“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24]团结的本质就是矛盾双方同一性的显现。[25]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高度注重团结，结合国情发展实践马克思主义团结观。毛泽东同志高度肯定团结的重要性，“现在中国就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26]认为团结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正确路线，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盲目团结；[27]提出达到团结的方法是对旧团结基础的打破并斗争达到新团结，[28]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29]的基本公式；将团结的目标设定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30]同时探讨了国际团结，“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31]邓小平同志同样高度重视团结，多次指出，“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32]“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33]对团结的要求是“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34]他多次阐明只有“安定团结的政治条件”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35]强调团结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将已有的团结基础视为“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力量”，[36]强调珍惜、维护、加强团结，提出“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37]希望团结的范围扩大，“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团结的面越宽越好”。[38]胡锦涛同志强调“加强团结，顾全大局”，[39]认为团结基础是“建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基础上的”。[4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结对象的广泛范围和团结对民族复兴的意义，他对团结的要求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1]认为可以利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基本公式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42]认为“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国家振兴、地区发展的根本条件，进一步提高各级政府服务质量需要维护团结。(www.xing528.com)

从整体上看，团结的工具属性在我国要远远弱于西方。与其说是“工具性”，不如说是我国在很早就意识到了团结理念的价值功能，同时，寻求富强是中国近代的主旋律，其中也萦绕着“救亡”的强音。“富强”像一根红线，贯穿近代文化的全部。[43]团结也成为寻求富强时可以运用的，有内部资源也有外来根据的思想。西方往往是面对具体社会问题，在其他理念无法很好地解决时，转而尝试利用团结研究解决方法。

团结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中西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完全不同，这可能和两个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对西方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而言，团结意味着要讨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义务。我国历来以团体为本位，如孔子的“泛爱众”思想，这与西方文化的为我观念截然相反，当谈论到团结理念时，以团体利益为重的观念体系会更容易接受与团结相伴的个人责任。这可能解释了为何团结理念在西方历史上是断续的，偶尔缺位。比起法国大革命中另外两个理念——“自由”和“平等”，“团结（博爱）”的受关注度并不高。即使是专门归纳历史概念的综合词典[44]也没有提到“团结”这个词。[45]而团结理念在我国一直存在，直至如今。

团结作为道德中的超文化事实，不同文化也会对其产生一些惊喜的遇见。如泰勒、伽达默尔对和谐的追求与孔子颇似。伽达默尔认为可以通过加强自由联合、鼓励对话和倾听来实现人类的团结，他将寻求共同的基础视为讨论的第一步。[46]而包含团结含义的“和”思想的提出也与社会转型有关，可以与迪尔凯姆对不同社会状态下的团结转型理论[47]相联系。罗蒂认为，需要把“陌生人想象为和我们处境类似、休戚与共的人……提升感应相通的敏感度”[48]来达到人类团结，这与中方的“将心比心”[49]也很类似。

与团结相关的很多本源性的问题都曾被不同社会在不同情况下提出，只是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在中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作为与自由、平等并列的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团结在中西场域中的这些区别其实根本上与我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有关。团结作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宪法》中一些与国外不同的理念，其实是由内部构成条件决定的，我国在《宪法》中深入贯彻团结理念就具有独特的历史缘由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