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发展：正式诉讼制度不畅为非正式诉讼制度让步

根据近年来法史学界对于各地诉讼档案的考察发现，明清时期直接诉至官府的民间纠纷数量十分庞大。[46]日本学者夫马进甚至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诉讼社会”。[47]明清时期中国是否真的进入“诉讼社会”，笔者不敢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明清时期的民间纠纷已然愈来愈多地以诉讼的方式暴露出来。而对于民间日益增长的纠纷解决需求，明清时期官方的正式诉讼机制似乎显得十分力不从心。例如，根据各省巡抚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奏报，当时积压案件总数超过1000件的省府衙门有4个，分别是湖南（3228件）、福建（2977件）、广东（2107件）和江西（1610件）。[48]这还不包括未受理的案件和发回乡村组织自行调处的案件。明清时期的官方正式诉讼机制在审理繁多的民间纠纷时遭遇不畅与官员司法素养低下、官方编制人数稀缺等原因都不无关系，但究其整个社会文化层面的根本原因，我们还是不得不提及古代中国诉讼文化中的“无讼”理念。

在“无讼”这一问题上，当前一些学者通过对部分诉讼档案的考察，认为明清时期部分地区的健诉风气可以推翻过往将“无讼”视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取向的观点。[49]但是，传统中国的“无讼”“息讼”理念从来都不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它是由士绅阶层所提出，国家所倡导的官方传统，是传统儒家文化和国家意志对“和谐”的追求在司法层面的反映。以地主、士绅阶层作为核心的古代中国，这一阶层的司法文化理念自然可以被视作传统中国的主流法文化传统。而特定时代的部分地区所出现的健诉现象只能被视作传统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背离。即使到了这种背离现象最为严重的清代，官方统治者仍然坚持“无讼”理念。康熙皇帝就曾公开宣称：“若庶民不畏官府衙门且信公道易伸，则讼事必剧增。若讼者得利争端必倍加。届时，即以民之半数为官，也无以断余半之讼案。”[50]虽然此种背离现象不足以改变官方的“无讼”追求，但却直接促进了非正式诉讼机制这一民间司法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于“无讼”理念的坚持和追求，使得正式诉讼机制天然性地排斥和轻视户婚、田土、借贷等民间“细故”纠纷，甚至不惜设置种种制度阻挠其进入正式诉讼程序（如明代规定未经里老调处不得告官，以及“放告日”制度），从而使得大量的民间纠纷无法通过正式诉讼渠道得以通畅解决，这就使得民众不得不求助于群体内部的非正式诉讼机制。另一方面，长期被正式诉讼制度和国家司法层面所排斥的细故纠纷，却被宗族、乡约、会馆等民间群体视作关系百姓切身利益和群体和睦的大事、要事。正所谓“自百姓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正是因为这样，民众才有着对纠纷解决的执着。因此，在细故纠纷解决中官方的无讼理念与民间实践的背离，在使得正式诉讼机制运营不畅的同时，也为非正式诉讼机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www.xing528.com)

此外，明清时期社会中高昂的诉讼成本也在客观上阻碍了民间细故纠纷通过国家正式诉讼制度解决的可能。明清时期，民众在诉讼中承担着高昂的司法经济成本。据清代汪辉祖的考察，18世纪的民事诉讼费用往往“一讼则费钱三千文，不二年必至鬻田”。[51]到了晚清时期，一场诉讼下来所需费用则相当于一个农业雇工一年的工资（两千至五千铜钱）。[52]并且这些诉讼费用还不包括明清时期衙门诉讼中常见的“陋规”“常例”的费用。故而明清时期社会中流行着“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的谚语。[53]另外，明清时期百姓向官府提起诉讼还需要承担旷时废业的非预期性成本。虽然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至汉以降的历代政府都设立了“放告日”制度，规定农忙期间不受理民事词讼。但由于乡村远离城市衙门，而在纠问制模式下两造双方和其他证人都必须到庭，常常使得争诉双方不得不长期停留县城耽误生产，造成额外的非预期性成本。因此，明清社会中也流行着“一日官司，十日不完，县三月，府半年，道里的官司不种田”等讽刺性谚语。[54]由此可见，高昂的诉讼成本已然极大降低了国家正式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性价比”，也足以使百姓惧讼。而相对于国家正式诉讼而言，民间的非正式诉讼却具有接近百姓生活、诉讼成本低廉甚至免费、诉讼程序快捷等天然的优势，这就为明清时期非正式诉讼制度广泛地参与民间解决纠纷提供了极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