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文化书社及其影响力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新的报刊、书籍的发行，数量大大增长。而湖南在张敬尧统治时期，一切新思想、新事物都被禁迫、摧残，新书新报很不容易进来。同时，张敬尧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庙宇，公开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笼罩在这种乌烟瘴气下面，思想觉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上海从事驱张运动时就讲将张敬尧驱走后，要在湖南大力开展新文化运动。一九二〇年七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后，驱张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创办书店，集中贩卖新书报，向全省青年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立即集中精力筹划了这件事情。为了筹集资金和扩大影响，他争取长沙当时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一些有声望的人物支持，共同发起创办一个新文化书社。

毛泽东同志又亲自写了一个《文化书社缘起》在报上刊出。他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开办书社的资金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教育界上层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资十元，第一次只筹集了四百余元。不久，又向各方筹了一点，共达一千元。由于资金不多，书社最初一段时间内经售的书不到二百种，杂志四十多种，报几种。都是随到随售完，还不足以满足读者的需要。(www.xing528.com)

书社为了积累资金，扩大营业，极力节省开支，只用两个营业员。营业员的工资也很微薄，实际上只够吃饭。所租潮宗街三间作社址的房子也花钱不多。社里的账目随时清理结算，毛泽东同志亲自协助核算，使它丝毫不乱。由于采取这些措施，社里逐渐有了一点积累，营业的范围也逐步扩大达六七十处。省外，当时营业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广东的青年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因此为了使营业更加发达，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新报，特别是共产党、青年团的刊物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先驱》以及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等更是大量销售。这时销售最多的书是《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等，销售最多的杂志是《劳动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销售的报纸只有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每天也达四五十份。为了方便读者，在平江、浏阳、衡阳、邵阳、宁乡、武岗、溆浦等处设立了文化书社的分社，长沙城内，则在一师、楚怡、修业诸校设立了代表处。负责创设分社代销处的，多半是新民学会的会员。

文化书社被人称道的特点有三。一是贩运迅速。由于书社与京沪各地书报业联系紧密，所以国内书报很快就能运到长沙，到达读者手中。二是购买便利。书社营业员少，但常将书报送上读者的门，很多学校的学生也因为到处有代售处，每每不出校门就可买到所需的书刊。三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除耐烦细心为读者服务外，还常代人向外埠购买所指定购买的新书。全省广大知识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进步人士，多半从文化书社买过书，同文化书社有过往来。

文化书社从一九二〇年九月间开始营业，直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时才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它搬了几次家，头一次由潮宗街迁到贡院东街，第二次由贡院东街迁到水风井。它的创设和发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它对于在湖南境内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推动新文化运动，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能够摧毁它的躯壳，但对它在宣传革命思想、推动革命事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永远摧毁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