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女界钟》，推动妇女解放运动

五四运动前的长沙女子学校，以周南女校、稻田师范学校的规模最大，历史也较久。其他如福湘是教会学校，卫粹、自治、崇实、蚕业、涵德、培德等是职业学校，这都不如周南、稻田有代表性。这些女校性质虽各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对学生进行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所以这些学校既不重视培养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社会的智能，也不抓紧提高学生科学文化水平，使其开拓深造，最注意的就是对她们进行封建道德的训练，恋爱俨然是严禁，社交也就被禁止，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则更被认为是岂有此理的事。当时女生毕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结婚。女子教育虽然办了很多年，在社会上有职业的女子却是凤毛麟角。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这种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特别是周南女校的变化更大。

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是当时一个热心研究“新教育”的人。他在一九一九年暑假中决定把周南女校加以革新。他提出革新计划的要旨是：适应现代需要，增加女子科学的生产能力，以谋生活的独立。他采取了和计划相适应的措施：注意科学的教学，提倡学生自治，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里顿时出现一种活跃生动的现象。正如当时长沙的报纸上所描述的：“周南学生意志奋发，很有朝气。”

周南的学生，原有“南化会”的组织，但历年都没有多少活动。这时开始成立了自治会，一方面促进学习，一方面维持纪律。自治会的主要干部是人称“周南三杰”的魏璧、周敦祥、劳启荣。她们三人和她们的女老师陶毅都加入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有女会员是从他们四人开始的。当时女学生不敢讲社交，不敢多和男子见面，风气是十分闭塞的。她们都愿意加入以男子为基本队伍的新民学会，访问演出充分表现了她们求解放、求改造的勇气。所以在吸收她们入会时，毛泽东同志提议全体会员齐集周南开一次大会欢迎她们入会，并照全体相以留纪念。在她们领导下的周南学生自治会，做了很多事情：成立了国货维持会，创办了平民半日学校，开展了学术研究和体育锻炼的活动。而影响最大，大大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是发行了一种名叫《女界钟》的周刊。

《女界钟》的文章大部分是周南学生写的，也吸收一部分外面的投稿。这些文章多半是宣传抵制日货、反对奸商、打击军阀官僚的道理和发挥民主政治、宣扬劳工神圣的意义，更集中力量讨论了妇女解放问题。她们认为妇女要得到解放，必须首先做到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因此为虎添翼，特别多一些。(www.xing528.com)

这时长沙先后发生两起女子自杀的事情：一个是赵五贞，因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在出嫁的时候，以剃刀刎颈自杀于花桥中。一个是袁舜英，袁是周南的学生，因受在校教课的爱人李某的轻视、冷淡，羞愤投水自杀。《女界钟》为这两个惨剧号召妇女界大家起来讨论。后来在《女界钟》发表的文章多半指出赵、袁两人之死，是死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下面；是死于妇女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经济不能自主，完全依靠男人生活的习惯下面。因此大家认为要解放妇女，必须改造社会，从而打倒包办的婚姻，实行自由的婚姻；开辟劳动门路，使妇女都能够自食其力。

这时周南教师中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如陶斯咏、陈启民等，都对《女界钟》的编辑出版给予了一定的帮助。毛泽东同志也为它写了几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它的发行数最高时达到五千份，对于推动妇女的解放运动和女界的爱国运动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曾这样说：《女界钟》的声音，震惊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也唤醒了一部分沉睡的妇女。

周南以外的长沙各女校，如稻田、艺芳、福湘、益湘、涵德、自治、遵道、衡粹、崇实、蚕业等也组织了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首先进行了发行白话周刊和举办平民女子半日学校的工作。这些女校学生对于妇女解放运动虽不如周南学生那样旗帜鲜明，声音响亮，但都在新文化高潮的推动下，投入了爱国运动的斗争，对改变风气，推动妇女解放，产生了巨大影响。

到一九二一年，长沙有几个男校开放了女禁，像第一师范、岳云中学都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女学生，第一师范还吸收了周南转学的学生，岳云中学吸收了福湘女校开除的学生。杨开慧同志和王佩琼等几个女生因剪发等事被学校辞退，岳云中学把她们招收过来。这两个学校可说是在长沙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