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展开帝制反对斗争，毛泽东在学生中引起愤慨和反对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为了要过皇帝瘾，唆使他的喽啰们串演“筹安”“劝进”“改元”等一系列滑稽戏，使中国天空到处被一层层的乌烟瘴气笼罩着。

湖南省在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的统治下，一些不知羞耻的学痞文妖，如叶德辉、符定一，很热心地组织筹安分会，草拟劝进表彰，大家攀龙附凤，争做“厂长臣”“局长臣”“校长臣”。

一时群小竞逐，邪气上升。教育界一些思想进步的和富有正义感的人都坚决反对帝制运动。船山学社的一些老先生在讲学时对“筹安”“劝进”的闹剧，也不断进行揭露和批判。长沙城里展开了拥护帝制和反对帝制的尖锐斗争。

第一师范教师队伍中也有拥护帝制和反对帝制的两派，学生虽然没有人公然赞成帝制，但也没有强烈地表示反对，对帝制派的教员的荒谬宣传，不能理直气壮地加以驳斥。毛泽东同志看到这种情况，认为是由于认识不高、是非不明，必须迅速加以启发，使大家懂得帝制的危害性和袁世凯出卖国家权利，借外援来达到恢复帝制目的的滔天罪行，才能从思想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学校里的帝制派教员，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他这时担任学友会的文牍，费了几夜工夫从报纸上选出了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类反对帝制的几篇主要文章，编成一个《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的小册子，印发给全校同学和长沙城里各学校各机关。读了这个小册子的人，认识比较明确，反对帝制运动的浪潮更为高涨。在一师就出现了学生反对帝制派教员的种种活动。

一个教法制的教员廖名缙，是船山学社的社员。他在船山学社讲学时，表示反对帝制，但在第一师范教课时，却说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引起学生的愤慨和反对。那时徐特立同志在校教课，学生把廖的种种谬论向他投诉，要求设法驳斥。徐特立同志经过考虑后，以一学生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廖。信里有这样几句话：“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在第一师范鼓吹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等处积威之下，无以为报，将来有机会之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得信后，还不知羞耻地要求学校查究写信的学生，但从此以后，心里有些畏忌，不敢公然向学生谈帝制问题了。(www.xing528.com)

一个姓覃的地理教员，也是劝进分子。一天在他走进教室上课时，学生要求他说明主张帝制的理由，覃嗫嚅地说：“帝制运动不是几个人的事情，纵然我不参加，帝制仍然是要进行的。”刚说到这里，就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驳斥，他说：“你这话不对，假如你不参加，表示中国还有一个人，岂不很好！”覃顿时面红耳赤，不敢再出声。

类似这样的事情，当时还发生了好几次。

很多同学都了解，这是与毛泽东同志编的那个小册子产生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因此都这样称赞他：“我们只知道暗地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去做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后来汤芗铭得到第一师范反对帝制的密报，派了军警到学校检查，搜遍了学校的书籍和行李。但由于毛泽东同志领导同学早做了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出什么可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