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货担实在太重了，几时才能减轻呀！”第一师范的同学在被繁重的课业所苦时，好些人发出这样的叹息。
当时的教育制度主要是模仿日本和德国。课程的设置，不是根据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和学生的全面发展、负担能力等方面来考虑的，而是“依样画葫芦”照外国的东西抄来的。外国有的固然要设，外国没有的还要加设。普通中学的课程多至二十门，师范学校的课程则更多更杂。就第一师范的课程粗粗计算一下，就可以数出三十多门，除设有普通中学所有的课程以外，还有师范学校特有的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史、各科教学法、哲学大意、法制概要、手工、游戏和教育参观、实习等。一学期要学二十多种学科，一天要上六七个小时的课，名之为“杂货担”，实不为过。
各科都有课外作业的布置，特别是做不完的数学习题，画不完的写生画、用器画，读不完的古文古诗，抄不完的各科笔记。资质高、基础好的学生还可以勉强应付，资质低、基础差的学生，就是把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作业上面，也是费力不讨好。考试又特别多，月有月考，期有期考。而且每次考试，科科都要考遍。学生为了争取优秀成绩，只好临时抱佛脚，拼命“开夜车”。一次考试过后，大家面色苍白，神思恍惚，像害了一场大病一般。
这种现象的严重性是很明显的，但学校负责人并不注意它。他们认为教育就是教书，学习就是读书。他们对学生也讲三育并重，但不过是粉饰门面的欺人之谈。他们的实际行动，却是不断加多课业，加多考试，至于因负担过重而损害青年学生的健康，他们是不管的。(www.xing528.com)
毛泽东同志深受这种教育之害，深感上课时间过多，妨害自学，妨害深入研究，同时也妨害学生的身体健康。他常对同学们说：“我们学校的课程真糟糕！真是杂货担！”他在一九一五年写的《体育之研究》的文章中曾经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不但在言论上表示反对，而且以行动表示抗议。每当同学课后都埋头伏案做沉重的数学习题时，他却走到阅览室看报，到操场打球；当同学“开夜车”紧张地复习课业，准备考试时，他却仍然继续搞他的冷水浴、六段运动；当同学正聚精会神思考答案很谨慎地做好试卷时，他却早已简单作答，交了试卷，走出教室去了。不合理的制度和习惯，从来都约束不了他！
毛泽东同志认为学习必须集中力量，突破重点，不应对所有各科，平均使用气力。他有自己的读书计划，每一个时期都有研究的中心问题。当他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就把有关中国历史的书，不论新的旧的都找来，一本一本地认真阅读、研究，其他一些杂乱的功课就都不管了。集中研究哲学问题时也是这样。杨昌济先生教哲学概论期间，毛泽东同志花一大部分精力研究了唯心、唯物的学说，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后来，把他这段时间学习的心得写成《心之力》一文，杨先生大加称赞，给了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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