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是被他在校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不论听讲、自学和看报,发现不太明确的地方,从名词、术语到实践、理论,毛泽东同志常常把这些记载在读书笔记或日记本上。课余饭后,常提出来和同学们研究讨论。得不到同学们圆满的解答时,就请教他所佩服的教师。
他从来不关心烦琐的验证,更不喜欢探讨奇闻轶事,提出来和人讨论的,多半是有关治乱、修身、济世的大道理。去板仓杨先生家请教的次数既多,质疑问难的范围也就很广泛,主要是治学方法、处事方法,历史人物、哲学思想和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
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同志和长沙、上海、北京的一些学校的个别教师建立了通讯的关系。有一个当时在北京高等师范教书的学者是毛泽东同志熟识了多年的人,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〇年间,他们通讯很多,国家大事、求学方法、体格锻炼、哲学思潮、人生真义,都是他们讨论的问题。一九一五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位学者受到袁世凯压制的传闻,很替他惋惜,就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劝告他:“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后来知传闻不确实,才放心了。(www.xing528.com)
有一学期,班上来了一个姓汤的国文教员。他原来是在报馆当编辑的,讲课时能够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教给学生一些时事和知识。但对古书谈得太少,在教《左传》和六朝文时,讲解模糊,有时连字义也讲错了,同学们有意见。毛泽东同志常在课余时间找这位汤先生谈时事,交换对国内国外形势的一些看法。毛泽东同志告诉同学:“汤先生教课虽有缺点,但他办过报纸,对时事还有一定的见解。他这种长处也未可一笔抹杀。”后来班上推代表向校长请改换这位汤先生,校长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表示不反对班上的要求,但如果换上一个没有一点新知识的老先生,倒不如不换好。他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只要自己虚心学习,就可以舍短取长,得到益处。
长沙城里有从外面来的名流学者,毛泽东同志探听到他们的住所后,就趁星期天独自一人去访问,向他们虚心请教,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新知识,解决一些问题。访问回来,又和周围的同学谈论对被访问者的印象,说他们哪些意见很好,哪些说法还要再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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