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定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忆他在第一师范时期的教师时，对杨昌济先生有这样的叙述。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很多人称他为板仓先生。少时喜欢研究程朱理学。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共九年，研究教育和哲学。对康德哲学，尤多心得。一九一一年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湖南都督谭延闿想让他当教育司长，他没有答应。他想从教育入手，培植人才以救国，受聘到第一师范教修身教育学、伦理学和哲学概论，同时教湖南高等师范的修身课。直到一九一八年秋季受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伦理学，才离开第一师范。
杨先生虽然是一位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他追求新思想、主张躬行实践的精神，对于当时受教育的青年的启发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他对于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几个挚友的影响尤其深远。他们几个人都紧密团结在杨先生的周围。当杨先生讲课时，他们非常用心地倾听，课后和星期天又常到他的家里请求解答问题、批改笔记，以及指示治学、做人、处事的道理。杨先生也孜孜不倦地对他们给以周详的指导和热情的鼓励。在师生相敬相爱的情形下，杨先生给他们的影响特别深，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第一，杨先生教学生要有理想，要立大志。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没有理想的人便是庸俗的人。”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的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技艺，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他选录他的《达化斋日记》和《论语类钞》作为修身教材，也多勉人有理想、立大志的内容。如“所见大则所志大，所志大则所学大，所思大，所为大，斯为大人矣。所见小则所志小，所志小，则所学、所思小，所为小，斯为小人矣”，就是他在课堂里反复阐述发挥、引人注意的说法。
第二，杨先生教学生要坚强，要有毅力。《论语类钞》有这样的话：“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他在课堂中常说：“我没有过人的地方，只在坚忍二字上做了一些功夫，总是以久制胜。别人用几年做成的事情，我下决心用几十年时间去做，就不怕没有成功之日。”[1]又说：“天才高的人，有时反不如天才低的人有成就，这是由他们有没有毅力来决定的。”他又常举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达尔文著《进化论》、斯宾塞著《道德原理》，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功夫，始终坚持不辍，获得成功，以说明毅力的重要。
第三，是治学方法。杨先生认为学习必须又专又精，常用《论语》上面“由博返约”的道理教学生。他提倡“贯通今古、融合中西”与学有专长相结合。他又鼓励学生读好书、读新书，要常注意报纸上的书刊广告，寻求新出的好书来读。当《新青年》出版时，他即刻介绍给学生阅读。(www.xing528.com)
第四，是练身方法。杨先生极重视青少年的体育活动。他提倡静坐、冷水浴、废止朝食、长途步行和参加体力劳动，他认为这些活动必须坚持不间断，才于身心健康有益。
第五，是办事方法。杨先生认为：“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又说：“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他举出王安石由于事先缺乏宣传，一味孤行己意，所以新法不成功，谭嗣同因深谋不够，所以不能制胜慈禧，终于失败。
杨先生对学生的影响之所以深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但以“言教”，而且以“身教”。上面所举的五条，都是他几十年躬行实践的经验。他“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和坚毅、笃实、勇于追求新思想的精神，也深深地感动了他周围的学生，特别是毛泽东、蔡和森、陈昌、张昆弟诸同志。杨先生在他几十年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达化斋日记》里，也屡次提到这几个最器重的学生。他曾在黑板上写过一首对联，有“欲栽大木拄长天”的句子，同学们都能够想出大木指的是谁。一九二〇年，他在北京患重病，临危之前，写信给同乡好友托他照顾毛泽东、蔡和森两同志，中有“二子海内人才，前途远大”的话。他是始终深切关心他所培养的学生的！
【注释】
[1]编者注：原文为“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此处为作者用自己的话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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