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 一本吸引着他的书改变了一切

清朝末年开始废科举、兴学校的时候，一般人把当时的新型学校称为“洋学堂”。当毛泽东同志达到入学年龄时，韶山村一带还没有这种“洋学堂”，所以他在八岁开始念书时入的是私塾。从八岁到十三岁，他一直跟着私塾先生读四书五经。先生只教学生熟读，死记硬背，书里说些什么，先生一句也不讲，讲也讲不清楚。学生都不喜欢这种私塾的学习，但是不好好地读，不能把书背出时，就要挨戒尺，被罚跪、打板子，受到种种严厉的惩处。

毛泽东同志也和一般学生一样，不喜欢经书。他常带一本小说藏在经书底下偷着看，先生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就用经书盖住。他从小就聪明，记性特别好。先生有时察觉他在看小说，就叫他背书，打算在他背不出来时，加以责罚。但他背得很流利，先生也没有理由责罚他。

当他十三岁时，他的父亲叫他离开私塾，帮助家里耕田作土，干一个普通农民的活。他白天忙生产，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一天中很少有可以用来学习的时间。但他仍然采取边劳动边学习的办法，以稍稍满足他求知的强烈欲望。

他出外劳动时，身上常带着他喜欢阅读的书，休息时就看几段。有一天在外放牛，他让牛在山边吃草，自己却坐在树荫底下看书。他被书中的故事吸引着，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在做什么。等到他偶然抬头时，牛已不见了。他到处寻找，最后发现牛已闯进邻家的菜园，在饱吃肥嫩的蔬菜。他这才把牛赶回家，并向邻家道了歉，又赔了一点钱。

晚上，他想挤些时间看书，但父亲不高兴，说他看的不是经史，说他不该消耗灯油去看杂书。他就把自己住室楼上一间藏杂物的小屋子，加以整理，并用被子遮住楼门，使灯光不外漏，他就在这样微弱的灯光下面贪婪地读他所能找到的一些书，每天都要看到深夜。

家里没有书，村子里也少书，急想看书的毛泽东同志，只好东找西借，甚至走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里去商量借书。(www.xing528.com)

当时乡里能够借到的书多半是些民间流传的旧小说，像《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岳飞传》《东周列国志》《说唐》等。这些书当时被看成旁门左道的杂书，里面却有一些生动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反复地阅读，熟悉了这些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别人要求他讲述时，他总是很生动地、形象地讲得有头有尾。特别是那些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故事，他更喜欢绘声绘色地告诉别人，使听的人也被吸引着。

这时候，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写的文章已经在社会上流行，毛泽东同志很喜欢它们，想方设法找来阅读。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广东人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一书对他的影响更深。这本书提出中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筑路、发展工商业，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产，发行报刊、设立图书馆、提高人民文化。这种中日战争前旧式的进步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深为少年的毛泽东同志所赞成，他由此更加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大事，也更加迫切要求多接触新的书刊、新的知识。

到了十六岁那年，他又读了一些呼吁救亡图存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中间有一本叫作《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历述列强侵略世界弱小民族的事实，指出日本灭亡朝鲜、法国占领安南以后，侵略的锋芒就指向中国本土。他读了这本小册子，心情十分激动，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年龄虽小，也应该参加到救国的行列中去。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回忆着几十年前看到的这本小册子。他曾经这样对人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就是‘呜呼，中国其亡矣！’几句很感动人心的话。”毫无疑问，这本小册子对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实践，都是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

自从读了这几本吸引着他的书，他更增强了学习的欲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