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李安电影的生活伦理争议

这是李安电影中争议最多最大的一部电影。要而言之，其观众的阅读主要着眼于影片的意识形态、人性叙事以及时尚影响等层面。

首先，影片在意识形态上遭受的最大质疑，来自影片对汉奸形象的美化与否，继而连带出历史叙事的道德问题。针对影片对于汉奸形象的叙事处理，批评者指出：“作为观众，该片放映过程中给我们造成的视觉效果是：这种由学生组成的所谓的‘爱国行动’很幼稚、很可笑，他们像小丑一样在电影里晃来晃去，给汉奸当道具；王佳芝的悲剧并不是汉奸、日本人造成的，而是他们这个‘爱国刺杀行动’本身造成的。相信这部影片给大多数观众留下的强烈感觉和我们一样，所以才引发了《色·戒》是不是‘汉奸文艺’的声音。我们的看法是，虽然不一定要上纲上线到‘汉奸文艺’的政治高度，但是，李安在艺术与历史观的关系处理上确有失当之处。”^[12]

持相反意见的人认为，质疑影片为“汉奸文艺”的做法，其实是把艺术政治化，不懂得欣赏影片的艺术价值。因为这部影片是在刻画易先生的私生活，而不是评判其作为汉奸的公生活。为此，不少好心的观众，还寻出王佳芝、易先生的历史原型，以此印证两人的一段私人恩怨。有的甚至对汉奸“易先生”的认同也到了性情迷恋的程度，并且为了捍卫自己拥抱艺术、迷恋性情的权利，而把反对的人排斥为政治狂热者或艺术低能者，等等。^[13]

于是，围绕着这部电影是否为“汉奸文艺”问题的争议，标明了观众对于影片的家国伦理接受态度，正符合中国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教化传统。从接受美学上看，观众对于影片的家国伦理态度，其实正说明了影片引起了观众对于汉奸形象的不同“审美期待视域”。

其次，不少观众特别是学界，更注意影片叙事中所表现的人性深度，特别是女主角由色生情，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为爱情所感动，陷入与易先生的感情中，最终放走易先生，表明李安电影在人性叙事上的深度。正如戴锦华所评论的那样，就影片“单纯”的叙事层面而言，这是一个关于“扮演”的故事，“戏梦人生”或“戏假情真”。当王佳芝栖栖惶惶、身心俱溃地吐出了：“快走，你快走”（大陆版的“走，走吧”），那一时刻，是怎样的陷落？——一个演员跌破了表演/真实间的脆弱而微妙的薄幕，落入了角色的陷阱之中？还是为表演、假面所充满的伪善的生命颓然坍塌，真实瞬间裸露；人，于不期然间遭遇了真我，体认真爱——“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不乏华语影评选取后者以为阐释路径。这一路径悄然地漂离了国族政治，移往另一处古老的驿站：人性/异化，个人/历史。背叛或迷失的时刻，便成为警醒，成为人性战胜政治的异化时刻，成为生命中“亮出你真正的身份证”的那一瞬。^[14]在人性的意义上，李安电影超越了政治层面，凸显出人性的本能与合理感情。

为进一步展示王佳芝与易先生的人性，影片并无避讳两人在色情与政治交易中的性爱场景，由此引发观众的热议。其实，影片借以表现卷入政治漩涡中的两人，被政治所异化的人性变异。有研究者分析指出：“影片中向我们展示的王佳之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身心被遗弃的、内心孤独的乱世中的女人。时事的战乱、家人的冷漠、有爱而不能爱的无奈，这些都造成了她内心的孤独。而在太太们的麻将桌上她谈笑风生坦然自若，在色诱易先生时她万种风情，这些表象之下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孤独和身不由己，暗涌着是她作为女人的对爱和自然人性的难以抗拒。应该说，王佳芝是怀着革命任务而出现在易先生面前的，但是作为个体的身心孤独和色诱的特殊性，让她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来接近另一个孤独的男人。而易先生，终日生活在暗杀的阴影中，敏感多疑，孤独而绝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二人其实都是精神孤独的个体。于是，鱼水之欢就成了二人感受自己真实存在的最好方式，姿态各异的‘相互折腾’甚至纯生理上的‘虐爱’，既是精神的发泄，更在痛与快感中完成了二人的融合。可以说，随着色诱的深入，革命的目的逐渐远去，有着身心需求的具体的人开始显现。抛却时代背景，王佳芝和易先生只是一对孤独的色情男女，在一次一次性爱中灵魂不自觉地相互依赖。易先生是以一个被暗杀的汉奸形象出场的，但这身份只是一个外在的形象符号，影片并没有正面表现出他对革命群众凶残的血腥场面，而是更多地把他作为一个孤独的男人来刻画，这也为人性的真实展露提供更多可能。”^[15]

最后，影片由于改编自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原著，海内外许多观众乐于比较小说原著与改编后的电影文本。海外著名学者李欧梵说，“李安把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搬上银幕，未公映已先轰动”，观看电影后，更是认为“改编后的电影比张爱玲的原著更精彩！”^[16]也有学者指出，两种文本间的内涵差异，张爱玲的文本中，表达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冷酷与无爱，“而李安却根据大众的心理，赚足了票房。虽然影片中有诡秘的美人计、有血腥的暗杀，但在这一系列恐怖紧张的情节中却流淌着太多情和爱，有爱国报国不怕牺牲的赤子之情，有同学间的友情，有羞涩的恋情，还有从性至心既矛盾又真挚的男女之情，甚至还有蒙在鼓里的易太太对王佳芝的体恤之情……李安的《色·戒》完全是借尸还魂的再创造，千万别将电影和小说混为一谈”。可见，张爱玲的阅读经验，也带入了李安电影的审美接受中，构成读者的审美期待视域。总之，《色·戒》的不同阅读和争议，反映出读者不同的观影经验与方式。同时，读者的不同阅读，又从不同侧面深化了影片的内涵。

【注释】

[1][德]黑格尔《美学》（下册·第3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6页。

[2]参见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

[3][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4]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4页。

[5]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页。(www.xing528.com)

[6]彭春华、陈麦秋：“新武侠电影的美学特征”，载《阅读与写作》2008年第5期。

[7]王海洲：“港台武侠片概论”，载《当代电影》1994年第4期。

[8]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4页。

[9]参见余琼：“西方/东方：《卧虎藏龙》的观众接受研究”，载卢燕、李亦中主编：《隔洋观景·好莱坞镜像纵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10]杨子整理：“最美的飞来飞去——内地导演谈李安”，载《电影文学》2003年第6期。

[11]参见余琼：“西方/东方：《卧虎藏龙》的观众接受研究”，载卢燕、李亦中主编：《隔洋观景·好莱坞镜像纵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12]刘带、刘长容：“历史评价的现代误区”，载《学习月刊》2008年第1期。

[13]刘建平：“《色·戒》撕裂了我们的历史记忆”，载《报刊荟萃》2008年第2期。

[14]戴锦华：“时尚·焦点·身份——《色·戒》的文本内外”，载《艺术评论》2007年第12期。

[15]闫翠静：“谈《色·戒》中的人性解读”，载《电影评介》2008年第4期。

[16]李欧梵：“《色·戒》：从小说到电影”，载《书城》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