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生活伦理叙事研究

总体来看，观众对于李安电影的阅读热点，集中在“家庭三部曲”中的民族文化因素，以及《卧虎藏龙》的武侠文化争议，以及《色·戒》的家国伦理争议现象。

中国影视受众的审美心理，对于中国电影作品的创作和接受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传统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美善”“礼乐”传统，强调艺术的道德伦理功用，要求艺术对受众具有道德劝服甚至规范力量，不仅体现在中国传统“言志”派、“载道”派文艺创作与批评中，而且贯注在中国近百年来电影艺术的主流发展中。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诞生的那一刻起，中国影视作品中便表现出强烈的“为人生”“为社会”“为国家”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以及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政治倾向，以此吸引观众。中国影视的伦理传统，直到20世纪80年代谢晋电影中，依然主流，有人曾指出“谢晋模式”的缺陷在于，“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题”，“谢晋儒学的标志是妇女造型，柔顺、善良、勤劳、坚忍、温良恭俭、三从四德、自我牺牲等诸多品质堆积成了老式女人的标准图像，它是男权文化的畸形产物”。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影视中的“泛道德化”倾向是不容抹杀的，更多的是与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有关。事实上，中国观众对艺术虚构认为的审美评价总是伴随相应的道德评价，他们的审美快感更多地来自人物行为的道德后果，从而产生出或同情、或景仰、或憎恨的强烈的审美情感。

中国民族文化性格中的伦理审美传统，渗透在李安电影的观众接受中，便是关于伦理叙事的解读。从“家庭三部曲”开始，观众最感兴趣的便是，李安电影中的家庭伦理问题，看过“家庭三部曲”的观众，对影片中的“父亲”形象（郎雄饰演）倍感同情。对于观众的这种观影心理，李安心知肚明：“中国人感受很深，因为它很根本。你不能孝顺算什么人，百行孝为先，老父亲博得许多人的同情……”更有趣的是，海内外经常有人告诉李安，李安的华语片，提醒他们与已疏远的父母或儿女联络，甚或与辞世前已痴呆多日的父亲有了唯一的沟通，等等。观众对于李安电影的伦理认同，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伦理审美的特点。

与一般观众相比，学界对于李安电影中的伦理审美，更为理性，多从中西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中，分析李安电影中的家庭伦理叙事。譬如，安燕在《传统伦理乌托邦的虚妄与退守》一文中，指出“李安选择家庭伦理为其电影的常规命题，显然是探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文化意蕴与情感依托。这种伦理理想数千年来一直以它特有的文化形态负载着中国人的情感与精神，深厚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至上民族性的经典伦理乌托邦形态，建构了中国人伦理世界的审美理想”。不过，在现代的世界文化格局中，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李安的影片中呈现出的是“传统伦理乌托邦的虚妄与退守”。金洪申《家庭伦理与爱情伦理是协奏曲》一文，则分析了李安电影中的家庭伦理、爱情伦理两种叙事母题，认为爱情伦理突破了家庭伦理的思考，以此完成文化变迁、文化冲突的问题。“李安在透过家庭伦理来审视文化的时候，同样透过爱情伦理来审视家庭。在‘家庭三部曲’中，子辈不同的爱情观冲击着家庭的壁垒和父亲的权威，而父辈们自身的爱情和婚恋也在对家庭解体后的痛苦中进行着自身的疗救，以此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在后来拍摄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断背山》中，李安则着重探讨爱情伦理的变化或悖逆，来审视西方社会家庭伦理时代性的征候，同时，他以东方人的眼神注视着变化中的西方家庭伦理，并将东方文化的生命和艺术体验融入其中。总之，李安的电影在审视文化冲突或者文化变迁的时候，对家庭伦理和爱情伦理的关注是同时并举而又相互依托的。在这里，伦理不仅指自然意义上的诸多关系，还指诸多关系上人为建立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内在约束性的信念规范。”不论如何，李安的电影，引起学界思考的，便是中西文化融汇的跨文化背景中，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遭遇。(www.xing528.com)

学界对于李安电影中的伦理叙事，几乎形成一种文化共识，认为李安电影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伦理与文化的一种危机与失落感，同时又对传统文化抱以同情与缅怀。这样的共识，特别体现在“家庭三部曲”中，李安在表现现代父子冲突时，往往“以夫妻为轴的家庭关系、同性情感、强调个性自由等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挑战和动摇了东方家庭中传统父性秩序的权威，但在影片的结尾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个融入了异质文化的‘新型家庭’重新建构起来。迥异于张艺谋对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坚决批判和彻底否定，李安影片中‘家’的重构和表露无遗的‘恋父情结’折射出他对新旧、中西文化冲突所持的‘中和、包容’的态度，暗含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根’的依恋”。最终，“李安没有回避处于现代生存背景下的传统伦理儒家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东方家庭的岌岌可危，父辈子辈之间的隔膜，人伦亲情的疏离淡漠，使现代化生活中的都市男女感伤怅惘，人们愈发怀念中国传统文化，愈发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李安自觉的文化审视意识并非刻意张扬地表现于他的作品中，而是随着它营造的故事进展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他的影片不具有剑拔弩张式的批判揭露的锋芒，而是以平和的审视方式对处于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夹击之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与期待。在每部影片的结尾，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不再是对立和冲突，而是走向了和解与共处。李安通过象征和承载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家庭’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表明了他对置身于现代困境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思索，‘从父’的文本和与东方人伦交织的‘恋父情结’恰恰揭示了导演对中国传统伦理特别是其中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价值观念的理解认同和情感饭依”。总之，李安电影表达通过伦理叙事，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这是大家所普遍关注的。

另外，李安电影中的“文化奇观”，也强化了民族文化的内涵与色彩，并为观众所津津乐道。比如，《推手》里的太极拳、《饮食男女》里的饮食场景，《喜宴》中中式婚礼中的服饰、饮食、礼仪等，在电影叙事上也许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或其他，但在观众眼里，却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象征。有人在分析《推手》等影片时，即指出：“李安选取了极富民族传统性的声画元素，把源远流长的书法、饮食、太极拳、京剧文化，很好地糅合在一起，并在中西文化的‘推手’中加以戏剧性地展现，兼具多元的文化品位，同时又具有民族文化的内涵。片中多次出现书法、太极拳和饮食元素，反复出现的意向深化了影片的主题，同时也涵盖了影片的文化取向。”“文化奇观”作为影片常用的视觉镜头，本是为表现人物或推动剧情的需要而设，却唤起了观众的“生活期待视域”，从而引出对民族文化元素的欣赏。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这是超出作品的“阅读期待”的。由此可见，观众对影片的欣赏，有时会出现“过度阐释”的阅读现象，往往将一些“文化奇观”视为影片的民族文化标签。

较之观众对于李安电影中文化冲突的过度解读，导演李安的“期待视域”，更为感性，也更为生活化。以《喜宴》为例，很多人认为《喜宴》是个“圆满结局（happy ending）”，李安压根没想过这种念头，也不认同“圆满结局”这种说法。“我觉得，《喜宴》应该不算个圆满结局，因为结尾时每个人都在哭。当然问题都解决了，是个不满意但可以接受的结果。为了这个结果，每个人都要付出‘退一步’的代价，所以《喜宴》里人人各退一步，这是很写实的。我想，如果发生在我家或大部分的人家，若是走到（威威怀孕）这一步，可能也是这样解决。不然要怎么办？威威去堕胎，老爸气死，大家撕破脸，斗个你死我活？绝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的。生活还是得过下去，大家也都留个面子。中国人讲厚道，就是装糊涂，各取所需，当然没法完全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是各退一步。这种中庸之道为多数人奉行，原来古典教养下的人在生活里就是如此行事，只要过得去，大家就会睁只眼闭只眼。不过这对拍电影不见得是好现象，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西方思维里的强烈冲突，会觉得这种方式太温吞。”李安这段话，也许说明影片里人物的伦理冲突与解决方式，与其说是考虑到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出于生活的“写实”考虑。这是李安电影中生活伦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