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电影：现代美学建构及生活伦理叙事

伦理叙事，是戏剧特别是悲剧的一个叙事传统。置于古今中西的戏剧美学体系中，李安电影中伦理叙事的美学意义，不同于以往的悲剧（命运悲剧、社会悲剧或性格悲剧）或喜剧等形式，而是落实为平实的生活伦理层面。这是李安电影对于现代社会个体的一种生活伦理思考与叙事。

西方的戏剧，与伦理叙事密不可分，突出表现在其戏剧冲突的构成，往往与伦理冲突有关。早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就有着“俄狄浦斯”式“弑父娶母”的伦理悲剧；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也有类似的“弑亲”伦理悲剧。悲剧描写主人公美狄亚因为爱上了伊阿宋，帮助伊阿宋获取了金羊毛。后来，伊阿宋为了科林斯的王位继承权和财富不得不抛弃美狄亚。美狄亚在绝望之下，设计杀死了新娘，也杀死了自己的儿女，酿成了亲情伦理惨遭屠戮的血腥后果。从上述西方的经典悲剧中，不难发现，伦理冲突往往是戏剧冲突的一种叙事原型，其目的多是为了批判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人，为了地位、财产而公然违逆情理、背叛亲友的丑恶行径。古希腊悲剧的伦理价值取向，也许奠定了最早的伦理学。古希腊伦理悲剧，影响后世深远，甚至构成了后世戏剧的一个原型，譬如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哈姆雷特》，既化用了“俄狄浦斯式”的弑父悲剧。

纵观西方古典戏剧，特别是三大悲剧类型，其中的伦理冲突要么被预设为一种非人力可改变的“命运”、性格或一种外在的社会力量。西方悲剧作家坚信：每一种伦理意义上的邪恶、罪孽都源于无可避免的历史合理性，至于悲剧所涉及的具体制造者、受害者，则只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机缘而已；同时还坚信，在一定情况下的悲剧制造者，可能正是另一情况下的悲剧受害者，到底是悲剧制造者还是悲剧受害者，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的选择，而是受制于历史的客观情致规定。如同黑格尔所说：“每一个动作后面都有一种情致在推动它，这种推动的力量可以是精神的、伦理的和宗教的，例如正义，对祖国、父母、兄弟姊妹的爱之类。这些人类情感和活动的本质意蕴如果要成为戏剧性的，它（本质意蕴）就必须分化成为一些不同的对立的目的，这样，某一个别人物的动作就会从其他发出动作的个别人物方面受到阻力，因而就要碰到纠纷和矛盾，矛盾的各方面就要互相斗争，各求实现自己的目的。真正的内容，真正普遍发生作用的动力所以是一些永恒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的）伦理的力量，是生动的实在界中的一些神，总之，它就是神性和真理——但不是静止的，像雕刻出来的那样寂然不动，泰然自得地停留在福慧中的神，而是在社会中作为人类个性的内容和目的，作为具体存在物而号召行动的处在运动中的神。”^[1]总之，西方戏剧中的伦理冲突，多是一种被预设的伦理，目的也是在强调对读者的社会伦理规范与教化作用。

与西方相比，中国向来注重文艺作品的道德教化作用，戏剧、电影中的道德教化，前有所述，自不赘言。自然，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伦理教化，同样多是一种教化伦理。(www.xing528.com)

然而，李安作品中的伦理叙事，是在“生活伦理”的层面上来进行的。与以往作品的“教化伦理”不同，李安电影中的生活伦理叙事，首先本着人物的生活合理性与可能性来布置剧情，因此，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决不同于以往的三大悲剧里不可调和的戏剧冲突，而是在生活中得以互相调和。如此一来，李安电影中的生活伦理冲突，最后多安排互相容忍和退让的结局，因而少有悲剧。

李安电影中的生活伦理叙事，避开激烈的戏剧冲突的同时，转向人物自身内心的伦理矛盾，特别是人物日常生活中面临着的人情矛盾，由此展开人性的复杂描写。

总之，李安电影以一种生活化的美学，与以往的戏剧美学区别开来。本章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反思李安电影所引起的阅读差异与争议现象，进而分析造成观众阅读差异的文化原因。李安电影的观众接受与反应，集中表现在“家庭三部曲”的好评、“感情三部曲”的冷遇，《卧虎藏龙》《色·戒》的争论等方面。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李安电影的上述现象，正反映了电影文本与观众的审美期待之间的共鸣或差异。因此，本章着眼于观众的“期待视野”，分析中西观众对于李安电影的不同解读。